陈友仁(1875～1944)，祖籍顺德，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陈友仁：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时代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段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淡判。

    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淡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身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华侨·律师

　　陈友仁(尤金·陈)1875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后逃至香港，再迁居到特立尼达岛。陈友仁的母亲祖籍深圳宝安。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他们在当地经营了几个零售店，生活逐渐富裕。

    1898年，他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当地一位著名律师史密斯看中了他，愿意收他为徒弟，经过5年的学习，他获得了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此前这种资格只授予具有英国公民权的人。陈友仁成为了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归国·转折

　　陈友仁随即开设了自已的律师事务所，敢作敢为，他在当地第一个雇佣了女秘书兼打字员。不久就以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与印度人都成为了他的长期客户，他很快便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经济上日渐寓裕。他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一跃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儿子陈丕士追述道：“他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他也是首批购买拉不雷亚的一些油田的人士之一。他还在巴里亚的一个小岛上拥有一座别墅。”

    陈友仁并不满足于在特立尼达的富裕生活，他设法安排了一年去英国度一次假，在那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尽管从未回过中国，但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陈友仁从小就胸怀大志，知道自己虽然拥有英国国籍，但血液里仍是个中国人，祖国的兴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报效祖国一直是他的一大心愿。

主编·投笔

    1911年秋天，陈友仁与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埋藏心底已久的爱国之情让三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马上回国。本来他还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诉他，如果回去，定会被儿女情长所困，于是狠下心来，只给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并吩咐把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匆匆启程回到中国。

　　1911年，陈友仁取道西伯利亚第一次回到国内，他开始参加了北洋军阀政府，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1914年，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协约国，陈友仁发表不同意见，他赞成采取中立政策，他认为“日本可能利用它的协约国地位，把德国人从山东半岛驱逐出去，并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他的这一言论直接违背了官方立场，并被迫辞去了职务。于是，他自己创办了英文《京报(Peking  Carette)》，自任主笔。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只有陈友仁的《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

　　作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写作的卓越新闻工作者，陈友仁很快在国内外知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1916年，通过廖仲恺的介绍，陈友仁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见面，由于都具有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将他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他立即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

    1918年秋，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他作为南方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北方代表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作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征求了包括陈友仁在内的代表团各成员的意见后，强烈表示不同意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关日本在山东权益问题的决议，拒绝签字，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陈友仁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受桂系军阀排挤，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陈友仁没有因孙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离开他，而是根据他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该报继承了《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这位“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不久，为筹集办报经费，他到伦敦要求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全部产业，倾囊办报和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1922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1923年，陈友仁担任大元帅府航空局长，这时，他已经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了。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陈友仁以英文秘书身分随同。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

外交·铁腕

    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民报》主编，由于载文攻击奉系军阀张作霖，陈友仁被逮捕并送到天津监狱，4个月后即回到广州。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友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他接替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