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墓位于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赵昧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昧”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
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 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昧”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西汉南越王墓已开辟为博物馆。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彩画石室大墓
彩画石室大墓是一座西汉彩画石室大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赵佗之孙），距今已有2000多年。
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上一个工地发现的这个大墓。深入地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朝堂。斜坡墓道残长10.46米，宽2.36～2.59米。墓内的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南越王墓的发现，其社会、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不但震撼岭南大地，而且惊动全国，闻名世界，从考古学界、社会各界到新闻界，无不感到惊奇。有人评价这是“令无数人苦苦探寻了2000多年的隐秘，中国考古史上最辉煌的发现之一”。墓中的宝贝被形容为：“珍宝灿烂”，“金灿灿”，“银闪闪”，“玉器之最”，“碧玉之宝”，“稀世之宝”，”汉玉中价值连城的绝品”，还有许多“罕见”、“首次”、“惟一”、“独一无二”、“精美绝伦”、“无法替代”等顶级评价。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及《人民日报》等媒体文章的发表，全世界都在强烈地感到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的震撼，同时，又激发了人们对寻找赵佗墓的希望，迷茫中似乎露出了曙光！
金印、金带钩与金花泡
南越王墓有一件文物被称为“镇墓之宝”——“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佗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 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它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例如“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治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汉武帝就有六个玺，是可以往下传的，而赵味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
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现存世的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人的“洋货”。
银盒、银洗与银带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鼎、铜壶与铜提筒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
铜鼎。共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简。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
铜镜、铜鉴与铜熏炉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分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目前，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钮钟、甬钟与铜句鑃
钮钟、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
句鑃。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惟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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