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纪录频道开播背后\纪录片《颐和园》工作照
央视纪录片频道办公区
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
央视纪录频道开播背后
从筹备到开播，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诞生只有三个多月。
即使是央视资深的纪录片制作者，得知这个消息也不足半年。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金明哲悬了四年的心，放了下来。由他担任总导演的6集纪录片《颐和园》，在2010年最后一个周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播出了。
早在2009年10月，《颐和园》就已经制作完成了。这么久不播，就是为了等待着央视一套能腾出一个合适的播出时段。
突如其来
《颐和园》最终会在央视一套播出，金明哲心里是有底的：毕竟是央视投资的，而且在立项签约时就已经确定了。漫长的等待，也并非没有先例。
不过，对于这个安排，就连央视的总编辑罗明也有些无奈。在《颐和园》研讨会上，罗明说：“这个时段，也是我们现在纪录片目前的一种状态。”开播之前，罗明一度担心，晚上十点半后播《颐和园》会影响到一套的收视率和广告收益。
但是，《颐和园》超出了他的预想，取得了0.4的收视率——央视十点半以后播出最好的收视率电视剧是0.5到0.6，通常播出的电视剧不过也是0.2到0.3。
《颐和园》在一套一播完，央视纪录频道就开播了，按照计划，《颐和园》也会安排到纪录频道重播。
金明哲在1998年就进入了央视，作为资深的纪录片导演，他也不过提前三个月才知道纪录频道开播的消息。
而早在201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张同道就在《2009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纪录片要发展，迫切需要突破地域限制，打造一个全国覆盖的纪录片频道。
这个报告是受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等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在完成报告三个多月后，张同道也意外地得知，中央电视台真的要开设纪录频道了。
在成为央视纪录频道运营部主任之前，陈晓卿经历了他十年职业生涯最动荡的日子：一年之内，他的工作岗位变化了两次。
陈晓卿之前是央视纪录片栏目《见证》的制片人。2010年7月，他带领《见证》从一套撤出，进入十二套的社会与法频道。四个月后，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运作十年的《见证》栏目，调入纪录频道。此时，离纪录频道开播只有一个多月了，陈晓卿甚至没有时间告别和伤感。
纪录频道为什么如此箭在弦上？
在得知纪录频道要开播的消息之后，张同道有机会亲眼看到了最高层级首长关于建立全国性纪录片频道的批文和批示。
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表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并且硬性规定——“各级电视播出机构每天播出国产纪录片与引进纪录片比例不得低于7比3”。
张同道明白，成立纪录频道，并非央视单独的决策。“很显然，国家高层决策部门也已经认识到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意识到发展纪录片的紧迫性。”
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力催生了央视纪录频道。
山穷水尽
即使是纪录频道总监刘文，也几乎与张同道同期知道纪录频道要开播的消息。“要知道，纪录片人自己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在呼吁成立全国性的纪录频道，喊了多少年都没什么动静啊”。
刘文从1992年就投身纪录片的拍摄，是央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的总制片人和总编导。
但刘文并不觉得意外。此前，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了电视剧和动漫产业，他就意识到，从国家层面，纪录片的发展也到时候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央视最新一次改版提出“新闻立台、深度立台、品质立台”的口号之后，刘文更加确信，打造全国性的纪录频道的诞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事实上，电视纪录片的每一次变迁，无不和时代的发展、需求紧密相连。
19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人，迫切需要在文化寻根中找到文化自信，于是电影方面出现《黄土地》、《红高粱》等，音乐上出现“西北风”，而电视纪录片则是人文地理类的《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河殇》等。
1980年播出的15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是我国的第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片。在那之后，央视一批有着人文反思和寻根色彩的国产大型纪录片陆续诞生，《话说长江》(1983)、《话说运河》(1987)、《河殇》(1988)等的播出，在当时的中国无一不引发关注，形成社会性的公共话题或事件。
《话说长江》是我国第一部独立拍摄、制作的长篇纪录节目，这部电视连续节目自1986年7月问世以来，每星期播出一集，连续播出达9个月之久。
1991年11月，央视播出的《望长城》给纪录片带来了浓郁的纪实主义个性。与之前的纪录片相比，《望长城》尽量不带主观预见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进展，第一次鲜明地展现了中国纪录片纪实主义的个性，创下了纪录片收视率的最高纪录。
不久后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诞生，它设定了固定的纪录片时段“生活空间”，把镜头对准大时代中的普通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此，各地方台纷纷效仿，形成了专门的纪录片栏目，也形成了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命运的纪实传统。
进入新千年之后，经济效益开始成为衡量电视台成功的重要标志，收视率成为重中之重。纪录片与娱乐节目、法治节目、电视剧一起，接受收视率的检阅和广告商的挑选。
很快，纪录片就败下阵来。
再好看的纪录片，在喷涌的电视剧、娱乐节目面前，也变得不那么好看了。更要命的是，它制作周期长、制作费用高。纪录片成为这一轮电视变革中的落伍者。
为了经济效益，不少卫星电视频道陆续撤下纪录片栏目，解散纪录片部门。
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前，陈晓卿奉命组织一次市级电视台纪录片部门的座谈会，消息发出之后，几乎没有人报名——在市一级电视台，纪录片部门几乎已经被取消殆尽。刘文说，他们曾对全国电视纪录片队伍进行了一次摸底，现在，即使是省级电视台，保留纪录片部门或栏目的，也不到四分之一了。
2000年10月底举行的“北京国际科教纪录片展评研讨会”聚集了近200部来自各国的科学纪录片，但没有一部中国纪录片。2001年第14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中国纪录片再次处于“缺席”的尴尬境地。
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生存，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纪录片真的既不能拍得好看，又不能赚钱吗？
大片
好看的纪录片突然出现了。2005年10月在央视一套播出了纪录片《故宫》，让总导演周兵欣喜的是，《故宫》的收视率与当年电视剧收视之冠《京华烟云》持平。《故宫》火爆的一大例证是，片子播出没多久，在北京的天桥上，就有小贩售卖《故宫》的盗版影碟。
那可是电影大片才能享有的“待遇”。
央视纪录片的营销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代理。节目代理部的副总经理程春丽从1989年就开始这项工作。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故宫》拍摄完成80%的时候，就把国际播出权卖给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国家地理将12集的《故宫》重新剪辑成2集的国际版，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播出。
《故宫》成为央视史上最赚钱的纪录片。正版DVD直到现在还在销售。
程春丽说，《故宫》之所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销售业绩，最重要的是它和国际的制作理念和水准接轨了。不但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拍摄技术和手法，也学会了在纪录片中讲故事。
中国纪录片要吸引人，就要改变过去那种慢慢悠悠、正襟危坐讲道理的形态，要讲精彩好看的故事。这是程春丽在海外销售了21年片子的经验。
事实上，纪录片《话说长江》和《黄河》在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播出时，就给中国人上了一课。美国人按照国际通行的叙事手法，对两部片子都做了重新编排，浓缩成一集。Discovery探索频道播出时，这两部纪录片收视率都很高。
纪录片好看不好看，销售人员最清楚。程春丽发现，但凡按照国际手法，讲求叙事制作的纪录片，都能销售得不错。她把这个建议传递给国内的制作者，《故宫》开拍前的第一次策划会，她也参加了。在《故宫》团队制作的另一部纪录片《敦煌》中，对故事的追求甚至到了极致，为了表现敦煌飞天舞，编导们虚拟了一个皇宫教坊舞女流落民间的故事。
“《故宫》给我们指出了新的方向。”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罗明说，正是《故宫》的巨大成功让央视马上投入了《颐和园》的拍摄。
《颐和园》的国际版卖得尤为顺利。在拍摄初期，光看拍摄脚本和素材，法国的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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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城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