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错乱综合征”该治治了
文/邹东涛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某些政客、政客式学者和记者，对独立自主的中国犯了某种“二元错乱综合征”。比如，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把毛泽东描述为世界恶魔而赌咒；另一方面，又以能见到毛泽东为荣耀，当得到毛泽东接见的时候，就好像学生拜访恩师一样谦恭有礼。近30多年来，一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承认和赞扬；另一方面，又总是把中国的制度看做是世界上最坏的制度而指责和谩骂。只要中国一天不照搬和实行西方的制度，就一直要骂下去。这就出现了严重的逻辑紊乱：一个世界最坏的制度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发展成就。国人中也有中国版的“二元错乱综合征”者：一方面承认和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一方面骂着造就改革开放成功的制度，恨不得马上就把西方制度全盘移植到中国来。
近几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大大冲击了“二元错乱综合征”。 成功开展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成功地平息了西藏骚乱，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系列“成功”震惊了世界，纷纷以全新的角度审视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经济持续高增长30余年？中国为什么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稳如泰山？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于是“中国模式”又在全球叫响。而这次叫响“中国模式”与20世纪末“叫响”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赞扬、肯定。世界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作了大量深刻的、肯定的分析，开始从制度上探索中国成功的原因，力图发现中国的“制度优势”。
不少人说，中国的制度优势是“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但“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只是制度优势的结果，而不是制度优势本身。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统一、稳定、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被中国历史所证明，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宣传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自己的一些人对此却“理直气不壮”、甚至“理不直气也不壮”，往往羞羞答答，躲躲闪闪，说一大堆不痛不痒、模棱两可的话。这大可不必。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急事、难事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更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研究中国政治模式，有一个前提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终结“历史的终结”理论。这是基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探索性、开创性得出的结论
对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到底怎么看
文/刘熙瑞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西方主流文化对中国政治模式历来持批评态度。归结为以下几种意见：
1 完全否定说，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恨不得一棍子打死；
2 待变说，认为它肯定会被改变，只是等待时机；
3 先经后政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将来肯定会搞政治民主的；
4 路上说，认为中国正走在向西方民主前进的路上，只不过步子太慢。
这些批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主只有西方一个标准——自由民主，其他的都不算。而政治发展就是走向自由民主制。其实，这也正是“历史终结”理论的一种表现。
“历史终结”理论显然是非科学的
“历史的终结”理论是美籍日裔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首先提出，曾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他力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是不是最好的；二是，人们是否已完全认可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历史价值。他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那么，对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到底怎么看？它是否已实现了“历史的终结”？除了这种政治模式外，还有无其它的现代民主模式？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国的政治模式讨论就没有可能。
首先，其最大问题就是否定社会发展理念。该理论自称是源自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恰恰是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最强调历史的发展。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由后者决定并为后者服务的。当后者发生变化并使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就要产生。所以，社会与政治制度总是与社会生产力乃至生产关系共同发展的，这已为各国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而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是无穷尽的，因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是无穷尽的。从发展的无限性这一点，足以看到该理论的谬误。
其次，从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的缺陷上看，它也没有终结人类历史的资格。
研究中国政治模式，有一个前提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终结“历史的终结”理论。这是基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探索性、开创性得出的结论。
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的本质缺陷明显
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它起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使当时的人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解放。其生命力就在于此。即使现在，这种生命力也还是存在。但是，其本质上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
第一，它实际上依然是精英的权利。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坚持并多次指出，而且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和西方正直的理论家所认定。我们这里只举出美国最近出版的《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的初探》一书的观点。我们知道，1863年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该书作者就非常肯定地说：“林肯若还在世，现在的他将不会视政府为全民所‘有’、所‘治、’所‘享’，而是某种人所‘有’、所‘治’、所‘享’”，即“忙碌(政坛活跃人士)所有、跋扈(政府的管理者)所治、欺凌(游说活跃人士)所享”。这样的结果就是，被人民以选民的身份选出的“代表”，“提供着身为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民可能最不喜欢的财货与服务”。
第二，以竞争为核心的民主机制在带来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的掣肘力量。一般说，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中，“争”字体现得最充分。一方面，它使得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表达，积极性得到了很大发挥。但另一方面，它的成本非常大，大量耗费资源不说，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还往往变成“斗”，严重时必然导致社会撕裂，以至在选举后也不能弥合。当政党一旦变成“选举机器”，这种“由争到斗到撕裂”的副作用，就更其明显了。而且争的结果是“多数决”，即赢者通吃，少数人的意见会被无情否定，因而最后，少数人的利益并不能得到较好保护。至于某种情况下造成的动乱，其副作用就更大了。
第三，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的哲学基础，即个人主义，也是不无问题的。在选举中体现的“争”字，肯定是个人主义的；就是扩展开来的市场机制，也是凭借个人主义来运转的。而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则又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扯上了关系。我们知道，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揭示了“物兢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的生物进化逻辑。但他并不认为人类社会也必须遵循这一逻辑，其证明就是他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一书。该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伦理和道德。他在该书中强调：“同其它动物相比，人在身体上有很多弱点，这些弱点使人不可能在斗争中存活下来”；“人的生理弱点大概也是他的最大财产，因为这些弱点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合作关系，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形成——这便是人能适应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人类“使得自己胜出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团体意识，这正是人类形成自己道德感的基础”。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要按照团体意识，或曰集体主义的精神，来构建我们的社会秩序，包括社会民主秩序，而不能一味地强调个人主义。绝对地尊奉个人主义，不仅是反达尔文主义的，甚至是反历史抑或反人类的。
中国政治民主模式的质的规定性
从以上可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它来终结人类社会，而不容许再有新的探索呢？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历史终结”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福山，最近已经开始纠正自己的某些观点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面前，人们已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成见，而开始重视中国模式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政治民主模式的质的规定性。第一，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而不是表面上全体公民共享，实际上仍是少数财富阶层的民主；第二，它必须是与发展同步并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而不能是否定、破坏社会发展的民主；第三，它是强调社会和谐，而不是互相争斗、互相拆台、互相掣肘的民主，更不是社会撕裂的民主；第四，它应是落实共享发展成果的民主，而不是连人民的生存权都不顾，却在那里空喊政治权力的民主；第五，它应是能对市场恶行进行抑制、对市场失败进行补救、政府权力相对较大的民主，而不是在尊奉市场口号下，对市场忽悠老百姓行为视而不见而使恶商大肆聚敛钱财的民主。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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