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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包袱铺 从2名观众到25万会员
网上收集 2011/4/12 11:37:17 (281)
  2008年5月,一群在少年宫里学相声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开始了正式演出。“嘻哈包袱铺”摆脱了传统相声的那种江湖气息,变得更有潮流感。高晓攀也被称为“相声界第一帅哥”。
  高晓攀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入时,手里的iPhone总是响个不停——典型的80后阳光帅哥。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条绸缎面的中式裤子,实在很难把这个形象和相声演员挂上钩。这个生于1985年的男生,现在是红遍北京城的“嘻哈包袱铺”的掌柜,拥有自己的公司,手底下掌管着70多号人和大大小小四个剧场。就在三四年前,高晓攀基本还是个无名的“北漂族”,除了搭班说相声,干过的工作包括婚礼司仪、售货员、推销员、油漆工……
  高晓攀(左)和搭档尤宪超
  高晓攀来上海是为了昨晚开始的三场演出。这是“嘻哈包袱铺”成立三年以来,第一次自己操作来上海演出。和北京一票难求的盛况相比,场面算是冷清了不少。对此,高晓攀并不觉得沮丧,来上海就是想试一试,“嘻哈包袱铺”能不能靠自己的口碑打出市场。
  2008年的5月,“嘻哈包袱铺”成立的首场演出,台下就坐着两名观众,满台的演员让这两个观众不好意思退场。而三年后,“嘻哈包袱铺”的会员已经达到了25万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和他们一样的“80后”观众。
  我们卖的是乐子
  “嘻哈包袱铺”是清一色二十来岁的年轻男生。2008年5月,这群男生在少年宫里学相声,首演演出就弄了张办公桌,盖块布就上了。20元的票价,实在算是便宜。台下只有两位观众,演出的“隆重”,让这两人不好意思地看完了全场。有五个月时间,“嘻哈包袱铺”的日子一直不好过。
  但渐渐观众开始多了起来。它的第一个据点是鼓楼西大街的广茗阁,剧场边卖羊肉串的老板在“嘻哈包袱铺”还没红火的时候帮着卖票,买100元钱羊肉串送一张20元的票,慢慢地,票子变得紧俏起来。当年的12月,因为一篇媒体的报道,“嘻哈包袱铺”很快引来了全北京大大小小媒体的关注。每天中午12点,广茗阁门口就聚集了买票的人,一直等到下午4点开票。那些没时间排队的人宁愿到门口买价格翻了三倍的黄牛票,也一定要进去听一场相声。
  “最火的时候,台下一半是观众一半是记者,长枪短炮到处都是。那半年时间,从时尚杂志到党报,从《鲁豫有约》这样的节目到《中国文化报》,几乎都上了一个遍。”高晓攀回忆说。小小的广茗阁很快就不够用。短短两年时间,“嘻哈包袱铺”一共扩充了四个剧场。每个星期固定有21场演出。除了买断了广茗阁六年的晚间演出,还和政府等单位一起合作,开辟了崇文周末相声俱乐部和东四环剧场,而最大的手笔当属全新的安贞剧场。这个有四五百个座位的茶馆剧场,完全由“嘻哈包袱铺”自己投资,耗资200万元改建的剧场里摆放了三十来张八仙桌,一到周末就爆满。20元的门票虽然涨到了80元,但“嘻哈包袱铺”的口号是:“我们不卖房子,不卖车子,卖的是乐子。”
  舞台是梦开始的地方
  一年之前“嘻哈包袱铺”来上海的演出都是有企业或者演出商托底,基本不对外售票。相声搬到上海演出难度很高,南北文化的差异让这门曲艺艺术的受众群受到限制。在北京,“嘻哈包袱铺”和郭德纲的德云社算是竞争关系。但高晓攀却一直对郭德纲景仰有加,很多年前,他也在德云社说过相声,和郭德纲同台演出过。“我不想做郭德纲,我也做不了郭德纲,不是说气馁的话,我觉得在艺术上真的不如郭德纲。他让相声艺术火了起来,这也是我们‘嘻哈包袱铺’能够活起来的原因。”
  但是,高晓攀很清楚自己和德云社必须有差异化的竞争。“德云社其实更偏重传统、传承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相声都是更身边一些的东西,更年轻化、更生活化。”在观众眼里,“嘻哈包袱铺”确实摆脱了传统相声的那种江湖气息,变得更有潮流感。除了说传统段子,更受欢迎的是那些凭借网络语、流行语、时事新闻乃至微博趣闻的新编相声。相声也开始调侃那些八卦新闻,诸如谢娜和张杰,诸如大S和汪小菲。演员们不一定非穿着长衫马褂上场,高晓攀甚至有一件迷彩长衫,演员们也会脚踩回力鞋、身穿线衫裤上场。“所有‘80后’的观众都说这衣服实在太怀旧了。”
  除了高晓攀和搭档尤宪超,剧团里的很多别的组合也都各有粉丝。而领军人物高晓攀无疑是人气最高的。有30多个北京的“攀粉”特地买了飞机票过来看这个专场,和“嘻哈包袱铺”一起过这个清明小长假。临出发前,更有很多观众给演员们发来上海的天气预报,让他们注意冷暖。这个被人称为“相声界第一帅哥”的年轻人,让相声也走起了偶像路线。
  在很多观众眼中,高晓攀和“嘻哈包袱铺”,第一次让相声这个东西,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变得亲切起来。三场专场演出被取名为“舞台是梦开始的地方”,这也是“嘻哈包袱铺”所有演员内心的声音。虽然明天的一切都还未知,但站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就有了新的开始。
  “做相声界最洋气的团体”
  高晓攀是“嘻哈包袱铺”的“领导”,也是最核心的成员,也是这个团体里年纪较小的人,让这么多比他年长的人服他,一定需要能耐。他很健谈,但他说生活里的自己算不上幽默。阳光帅气,但也成熟稳重,高晓攀有着超越年龄的很多东西。对于自己“领导”的这个队伍,高晓攀坦言压力很大。“我每天都很担心明天。”但他同时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我就是要做中国相声界最洋气的一个团体。”
  东方早报:当年怎么会想起做“嘻哈包袱铺”?
  高晓攀:说白了还是穷吧。那时候真的挺穷的,啥都没有,但就是有做相声团体的这个愿望。大家都有兴趣,想干那么一件事情,没多想就去做了。最后这么成功也没有想到。
  东方早报:那大家为什么都认你做这个头?
  高晓攀:可能大家都还比较认同我的很多想法和做法。觉得我这样走的方向是对的。
  东方早报:现在“嘻哈包袱铺”火了,你们的演员们是不是收入都很高?
  高晓攀:其实没有,平均一个月也就三四千。最早的时候一个月才600元。不过,如果你相声说的好,出场多就收入高,一个月多的能有六七千元。另外我们年底的时候收入会多一些。因为那时候各种演出机会多。我们的演员现在都签在了公司,出去演出都会给公司佣金。
  东方早报:那这个好坏谁来判断呢?
  高晓攀:观众。我们每场演出都会有剧场经理做监测,会根据观众反响打分。而且现在都有微博,你说的好不好立马就有反馈。如果你真的水平差,一个月也就只有两三百收入,特别惨。
  东方早报:怎么样才能进入你们这个团体?
  高晓攀:我们现在免费给有兴趣的学员提供培训。很多都是相声爱好者,如果说得好,我们会有考核,通过了就能成为我们的一员。
  东方早报:也就是说你们的成员会有流动?
  高晓攀:是的。去年有一段时间,走了很多人。因为有一个投资商拉了我们这里一个演员也想做一个相声团体。开出的条件是一个月1万元的月薪保底,还不算演出费。然后就一起走了一拨人。我当时就说,相声这一行,是先有能耐和名声,然后才有利,你跨过了这前两条直接奔着利去,可能不长久。最后,果然没多久这个团体就散了,投资商一下子就赔了几十万。北京这两年有很多人打着“80后”的招牌做相声团体,像“挚友”、“宏春社”,但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最后都散了。他们只看见我们火,却没明白这背后的本质。
  东方早报:本质是什么?
  高晓攀:就是演员的素质、团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带着大家一起走。
  东方早报:你觉得“嘻哈包袱铺”火起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高晓攀:我们现在的相声忘记了很多东西,听相声本来就是来找乐的,但我们现在很多相声就是给大家找气的。我觉得相声一定是通俗的艺术,千万不要觉得它高雅。我们希望找现在流行的东西说相声。比如这次来上海,我恨不得天天逼迫演员们去挤地铁,感受一下上海白领们的生活。有一次来上海演出印象特深刻,天太热,演员们恨不得光着膀子上台。但看见台下有很多男生西装革履背了一双肩包来看演出。我对大伙说,“看,这多半都是日企。”我觉得观察生活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像周立波说的,要保持每天的阅读量,关心社会和新闻。
  东方早报:现在你们每周有21场演出,两个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会不会有压力?
  高晓攀: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也是因为减少演出后成本不会变低多少,而且我觉得演出就是要坚持。我们“嘻哈包袱铺”是全国唯一一个每天都有演出的团体。但我确实每天都很紧张,都在担心。我们的演员规定一个月不能重复自己的段子,大家也在努力自己创作,老话说的,人得自己成全自己。另外,因为我做经营这些事情,我创作的视野会不一样,我这两年遇到了特别多的高人。
  东方早报:德云社的演出现在已经是很多去北京的旅游者必看的项目,你们的观众有外地来的么?
  高晓攀:很少,但我们和德云社风格确实不一样。我们后台的人经常是6台PSP联机在打游戏,但德云社的后台成员大多都是转着核桃摇着扇子。他们也有“80后”,只是大家的氛围不同。
  东方早报:你觉得必须要差异化竞争吗?
  高晓攀:这是肯定的。我就是要做相声界最洋气的团体。不仅包括节目内容,还有营销方式。我们现在都是和一些年轻的品牌合作,因为我们的观众和他们的目标人群一致。这次来上海其实也一样,因为上海有更多这样的企业,但上海的相声市场是零。我们很希望开拓这个市场。
  东方早报:会不会担心,大部分观众来看过你们的演出后,你们的市场会慢慢变小。有一天不再这么红火?
  高晓攀:我觉得不会,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大家的笑点也在变。今天我们可以说抢盐热,明天我们可以说张朝阳的官司。你只要每天都能讲新鲜的好玩事,观众就一定会有兴趣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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