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长沙因经济增速而夺目，然而，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当地主政者谈得更多的并非发展的速度，而是发展的质量。作为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主要城市之一，长沙正努力探索一条高增长、低代价的双向追求发展路径。
　　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城市中，长沙的综合竞争力已位居第9位，“十一五”期间提升了19位。中国社科院2011年5月发布《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所提供的这些数据，显示出长沙的发展具有“跨越式”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其因经济增速而夺目。在过去五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3%，2010年达到4547亿元，在大陆地区省会城市中连超5个同类城市，跃升为第7位，而排在其前面的全是副省级省会城市。
　　继去年年初实地调研之后，《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再次到长沙采访，试图进一步解码这个城市“跨越式”发展的与众不同之处。
　　发展指标：并非一个GDP
　　与前述排名相较，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发展的速度，而是发展的质量。他说，“体现发展质量的指标更值得关注。”
　　采访中，对那些质量指标，陈润儿会脱口而出且流露出浓厚的关注力。
　　例如，在环境方面，他关注长沙的空气优良率、地表水质达标率、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等。他说，长沙的这些指标都接近或达到100%;在工业方面，他关注万元GDP能耗和排污率，他说，长沙的这些指标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在生活方面，他关注房价收入比、文教消费等指标，他说，长沙的房价收入比是全国最低之一，文教消费则是全国最高之一。
　　在陈润儿看来，只有做到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统一，才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当下的发展，则须以群众受益程度为检验标准。
　　2010年年底，长沙连续第三次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建设幸福长沙，是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是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对记者说，“政府的基本价值就在于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
　　科技创新：不满足于“娱乐之都”
　　古城长沙，曾是蛮夷之地，屈原、贾谊流落之乡，经千年经营，成一方之雄，近代史上名人辈出，又在1938年抗战之时的文夕大火中毁于一旦。
　　时光指针拨至当代，过去更为蛮荒的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部的湖南及其省会长沙则一度失落于“不东不西、不外不内”的“中部尴尬”之中。
　　往南，不如广州得沿海开放之利，往北，不像武汉扼住长江要冲，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煤、石油等自然资源之大宗，亦乏善可陈。相当长时期内，长沙只是一个农业经济时代的区域中心。经多年努力，进入“十一五”时，长沙依然只能算是一个“中不溜”的城市。
　　从上世纪末开始，电视湘军的崛起为长沙带来了相当大的名声，可单是电视娱乐业对一个六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崛起而言，是不够的。
　　“长沙不能只满足于当‘娱乐之都’”。陈润儿对本刊记者说，“长沙要追求更高质量、更有后劲的发展。”要大发展，长沙自然资源有限，“但是，社会资源无限。”陈润儿说。
　　将这一语付诸行动，会给长沙带来别开生面之局。长沙将开发“社会资源”的“首要位置”给了科技创新。
　　“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历来盛产人才，作为省会，长沙坐拥首利。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知名高校云集于此，数十名“两院”院士领军其中，人口不到300万的市区，拥有40多万名专业人才和近30万名科技人才。
　　“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长沙市委市政府明确，以新型工业化为载体，努力走出一条由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由投资拉动向科技驱动转变的路子。
　　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通则，几乎每一座城市都会强调这一概念，然而真的能将这一概念转变成为现实生产力，是需要有一系列筹划和努力的。“犹如种子的发芽生长需要适宜的阳光、水分一样，科技创新亦离不开配套政策的支持和引导。”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蒋集政说。
　　“长沙45条”，在受访者中不时被提及。这是指2007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暂行规定》，其内容有45条，其中，不乏政策本身的创新内容：
　　比如，出让科技成果，可从转让费中提取不低于20%的金额一次性奖励科技成果完成人;企业自主转化科技成果取得成效的，除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外，市政府再给予企业相关研发经费20%、最高可达100万元的经费支持。
　　这些政策并不是“软概念”，而是有突破的、包含了“干货”的硬措施，且有可操作性，因此，令国内许多城市的科研人才“刮目相看”。
　　“长沙45条”实施的一项结晶体，是促成了中国(长沙)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在长沙的永久落户。迄今，这个交易会，已连续举办四届，成为继深圳高交会、北京科博会之后第三个全国性的科技成果转化盛会。有统计说，四届长沙科交会共签订科技合作项目847项，金额达815亿元，项目履约率达81.8%。
　　“要让长沙成为现代化人才集聚中心和创业基地。”陈润儿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重创全球，但对长沙科技蓝图而言，却成了引进人才的一大机遇。
　　2009年春节刚过，长沙推出了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的“313”计划，即在3年内引进100名高端技术人才、高层管理人才和高级经营人才，以及30个高端人才团队。目前该计划已完成大半。
　　同一年，长沙还启动引进储备万名优秀青年人才计划，目前已到岗3000多名。对引进的人才，长沙市分类予以奖励并提供各类保障，做到“政府出钱、企业用人”。
　　对年轻创业者而言，长沙是一块热土。2009年年底，刚毕业的大学生黄钿先等人合资50万元创办了一家公司，当月就实现盈利。创业初期，他们享受到工商税务登记绿色通道的便利、相关工本费用的减免以及每月800元的房租补贴。他比较后认为，“长沙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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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型”试验：西进改变的不仅是城市格局
　　一条湘江，把长沙城划分为东西两半，长期以来形成了“东市西文”格局，某种程度上则是“东重西轻”，河东为政治经济中心，河西则为文教中心。
　　一项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使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2007年年底，长株潭(长沙、株州、湘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道成为全国“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但付出难以承受的土地、空气、水、劳动力等资源代价。在此大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两型”试验便是为科学发展探路的一项部署。
　　如何破题?作为长株潭的龙头，千年古城长沙担负的新使命，引人关注。
　　小桥流水，树木葱茏，鸟语花香，老少市民在此休闲游玩，享受炎炎夏日里的清凉。这里，是长沙新辟的洋湖湿地公园，一个过去荒草丛生、水患深重的千年大垸。由此往北车行十来分钟，梅溪湖开始蓄水，周边土地已完成拆迁，半年前，梅溪湖国际服务区实现整体招商。这个昔日的葡萄沟，即将转身为具有国际品质的文化艺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商务中心。
　　洋湖、梅溪湖，“两湖”是大河西先导区“两型社会”建设的缩影。
　　因东部腾挪空间有限，2008年上半年，长沙市作出一项决策，在河西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大河西先导区”。
　　“大河西先导区的探索，可改变长沙城区‘东重西轻’的格局，拓展长沙发展的战略空间，这与国内诸多城市建设新城区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主任谢建辉告诉本刊记者。
　　值得观察的是，大河西要承担为探索“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不可重蹈以往粗放式发展的覆辙。
　　大河西先导区成立伊始，即实行“三规合一”，在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同时编制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及建设规划。在规划中实行“反规划”，1200平方公里的规划范围，首先确定的是610平方公里的禁建区与150平方公里的限建区，再确定开发建设区，三分之二的面积被规划为保护区域。
　　2009年6月，国家环保部将大河西先导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列为全国首个“两型社会”综合配套规划环评试点项目和部省框架合作协议先行示范项目，并在全国率先试点。2010年8月，先导区的两型发展实践通过国家环保部考核，正式获得全国首份“两型通行证”。
　　低消耗的发展，才能称得上是高质量的发展。大河西先导区成立以来，对坪塘老工业基地的21家污染企业实现了全面关闭退出，成为湘江治理史上力度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战役。仅此一役，每年就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粉尘等排放量近40万吨，占长沙城区污染物排放量的45%。
　　区内56家非煤矿山，也因污染严重、存在地质和安全隐患，或被关闭或被整顿，转以生态修复进行弥补。先导区核心区范围内，也不再办理新的采矿权和探矿权许可。
　　据介绍，包括大河西先导区在内的整个长沙市，在“十一五”期间共取缔关闭、淘汰、退出“五小”、“两高”企业368家，限期搬迁和停产整治企业58家。五年来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由1.3吨标准煤/万元降至0.48吨标准煤/万元，以年均9.3%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23.6%的工业产值增长。
　　“高增长、低代价”构成了长沙式发展的双向追求。
　　本刊记者在先导区内的洋湖再生水厂看到，厂址为湿地包围，自然的净化与机器的净化有序连接。据水厂负责人介绍，利用人工湿地技术对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进行生化和深度处理，比常规污水处理技术节约60%的运营成本，又可使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杂用水和景观回用水的标准，节约了水资源，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