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3日凌晨，本市成都北路、南苏州路等市中心路段接连发生纵火事件，残疾车、三轮车、垃圾桶等物被大火焚毁。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很快将 25岁的犯罪嫌疑人黄贝抓获。日前，他被黄浦区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提起公诉。

　　[事件]

　　凌晨连发火情，消防很忙

　　5月13日凌晨1时30分左右，成都北路一位下夜班回家的市民发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定睛一看，原来是成都北路998弄5号门处停放的一辆残疾车燃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飘向高架桥。该市民迅速拨打电话报警，消防车火速到达现场。

　　2时40分许，消防人员把火扑灭准备收队，110电台再次呼叫，称新桥路、南苏州路处停放的一辆三轮车及车上的废品着火。消防员马不停蹄地前往灭火。3时30分，110电台第三次呼叫，称南苏州路1307号处一垃圾桶着火。

　　同一地区连续发生3次火情，肯定不是偶然事件，于是民警便对周围区域展开搜索。

　　当民警来到乌镇路桥上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形迹可疑。民警立即上前询问，只见他神色慌张，右手拿一啤酒瓶，左手拿垃圾袋，身上还传出一股浓烈的酒气。民警当场从其裤子口袋内缴获3只打火机，并将其传唤至派出所。经询问，这个名叫黄贝的男子对自己的3次放火行为供认不讳。

　　[原因]

　　网恋女友跑了，他很郁闷

　　黄贝自称是云南临沧人，父母早亡，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小学文化，今年25岁，但警方在全国联网的户籍系统里无法查到其相关资料。黄贝听说上海赚钱容易，便辗转来沪，但严酷的现实把他的梦想击得粉碎——他既无文凭，又无手艺，求职到处碰壁，只好以拾荒为生。

　　他白天到人民广场、南京路等闹市区捡拾游客丢弃的饮料瓶，晚上则在人民广场花坛旁或南北高架下露宿。

　　虽然生活艰辛，但黄贝觉得靠双手吃饭，日子过得挺舒坦。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到网吧去玩，很快便沉湎于虚拟的网络世界无法自拔。由于手头紧，他常常勒紧裤带，宁可饿肚子也要上网。

　　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贝结识了一位女网友芸芸。没过多久，两人便相约见面。芸芸长相比较乖巧，让黄贝很是喜欢。两人很快确定了恋人关系，但黄贝担心女友瞧不起自己拾荒者的身份，所以一直没有透露实情。然而，谈恋爱过程中的花费对于黄贝而言却成了一大负担。不到一个月，他就把捡拾废品积攒的1000多元花费殆尽。

　　今年5月，黄贝发现芸芸在QQ上突然失踪了，自己又没有芸芸的手机号，因此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人财两空的黄贝越想越苦闷，终日借酒浇愁。

　　[过程]

　　混入人群围观，他很淡定

　　5月12日晚8时许，黄贝买了两袋黄酒，边走边喝，后来又到乌镇路上的小店里买了两瓶啤酒，继续喝至深夜。凌晨1时30分左右，他来到上述的第一处着火点，看见弄口停着一辆燃油残疾助动车，于是就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了助动车上盖着的一块布，待其燃烧后离开了现场。

　　当听到消防车赶来的声音时，黄贝还走回去混在人群中围观了一会儿，看到车子已经烧毁才离开。在之后的2个小时里，他又以类似方式点燃了停放在新桥路路边的一辆满载废品的三轮车和南苏州路路边的一只垃圾桶。

　　谈及放火原因时，黄贝这样说道：“我因为人生不顺，所以心里一直很苦闷，加上喝了点酒，就想发泄情绪，所以放火。”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公诉人]

　　构成放火罪，应问刑3年以上

　　检察官介绍，在审讯中，黄贝坦白自己还有过两次放火行为。一次是在今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他一个人游荡至新昌路、新闸路路口时，看见新昌路弄堂里停着一辆厢式三轮车，于是就在垃圾箱里拿了泡沫盒，放在三轮车轮子下面，用随身带的打火机点燃了泡沫盒，随即离开。

　　另一次是在4月29日凌晨，他在经过北京西路一个弄堂口时，看见弄堂里有一只垃圾箱，就用打火机点燃里面的垃圾后离开。附近居民证实，当天垃圾桶烧得很猛，火势很大，报警后消防车及时出动灭火才未酿成险情。

　　随身携带不只一个打火机，短短半个月，从偶尔放火到连续放火，黄贝的放火瘾越来越大。他说：“我知道这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但就是想发泄一下”。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黄贝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公共场所实施放火行为，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却严重威胁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放火罪。按照刑法规定，应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心理专家]

　　“穷二代”心理问题亟待关注

　　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王老师认为，黄贝来自农村，来到上海后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很低，与在农村相比，仍未脱离贫穷，这类弱势群体属于“穷二代”。这起放火事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一起社会变革进程中的典型悲剧。“穷二代”在大都市里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在控制情绪上存在缺陷也是正常的。但如此高频率的习惯性纵火，除了爱情不顺排遣郁闷外，也有可能他内心认为某些社会现实不公平。”王老师认为，像黄贝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确实会遇到各种心理矛盾，尤以感情问题居多。但绝大部分人没有寻求心理咨询的主观意图，加上专业咨询服务一般收费较高，他们不可能得到专业的指导。

　　统计显示，“穷二代”的犯罪率较高，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目前上海还没有专门针对这类人群的心理咨询机构，虽然社区常会邀请义工和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咨询活动，但很少能顾及到流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