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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去接近离你最远的人生
网上收集 2013/4/11 11:03:37 (377)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


  莫扎特,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人物。两百年来,人们赞叹他的绝世才华,惋惜他的短促人生。专着、评述、传记,还有绘画、影视、戏剧和诗歌,关注他的作品之多,若非银河繁星,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有一本毫不起眼的小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就是《莫扎特的成败》。


  这本书真是不起眼。篇幅短,正文不足150页。不仅短,行文也多有重复。作者将后世人心中固有的莫扎特形象像掰羊肉泡馍那样,掰得细细的,重新放回到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无可替代的环境之中。他琐碎得过分,似乎担心读者的性子急躁,肠胃娇嫩,体察不到他的良苦用心。其实,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本书。就算在手,没有一点儿求知欲,且耐得住繁复,恐怕也读不进去。


  不过我不想就此写一篇书评,只想讲讲这本书的作者。说不定,会心的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到别样的意蕴。


  本书的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Elias),1897年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天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身为殷富家庭的独子,埃利亚斯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保姆、家庭教师、网球、海滨度假,上层中产阶级应有的事物,他都拥有。虽说犹太人的择业仍然有一定的社会限制,例如不能担任官员,不能晋升某些教职等等,当时的德国尚无强烈的排犹气息。所以在父母的安排下,埃利亚斯打算从事犹太人最理想的职业——医生。可是当他从着名的约翰尼斯文法中学毕业,即将迈入大学校门之际,无止境的挫败就开始伴随他的人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年仅18岁的埃利亚斯应征入伍,被派往西线战场作战。在法国北部的佩罗讷(peronne),年轻的通讯兵冒着密集的火力,深入到战争的最前线。一场战斗下来,战场尸横遍野,远方炮声隆隆,还有人吹响口琴,唱起思乡的歌谣。多年后埃利亚斯说:“那个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


  1918年,死里逃生的埃利亚斯回到校园,主修医学,兼修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可是到了临床学习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精力来兼顾两门学问。另一方面,哲学与医学对“人”以及“人性”的不同看法,也让埃利亚斯矛盾。后来他回忆道:“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人的形象和解剖学的、生理学的人的形象并不一致,这使我困惑了许多年。”最终,他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医学专业,选择了哲学。


  不过,医学依然对这位年轻学者持续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自身的医学训练,埃利亚斯对欧陆哲学的形而上学立场保持着警惕,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方法。这一倾向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学术冲突。由于指导教授对这位离经叛道的学生十分不满,使得埃利亚斯的博士论文送上去又退回来,改了又改,始终难以通过。直到1924年,埃利亚斯才取得博士学位。这一冲突影响甚巨。学术受阻,教职难得,父母的财产又被严重的通货膨胀耗尽。没有学校和家庭的襄助,埃利亚斯不得不放弃志趣,到一家材料厂去做负责营销的副经理。


  之后,埃利亚斯还短暂从事过新闻报道。一晃两年过去,当财政状况有所改善,重新燃起的学术热情驱使他再返大学。先是海德堡,后在法兰克福。在海德堡大学,埃利亚斯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方向,却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教职。年逾三十的他默默无闻,只能靠给外国学生补习德语维系生计。直到1929年,他才以学术助手的身份领取到平生第一份教职薪水。


  1930年,埃利亚斯跟随只比他大三岁的社会学教授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从海德堡来到了法兰克福大学。曼海姆承诺,只要埃利亚斯担任三年研究助理的工作,他愿意做他的教授论文(Habilitation)的指导教授。


  三年过去,埃利亚斯完成了题为《宫廷社会》的论文,眼看着教授之职即将在手,学术生涯展开新篇章,纳粹崛起,希特勒攫取了德国政权。同为犹太人的曼海姆刚为埃利亚斯指导了论文答辩,就被革去了教席,只得流亡英伦。埃利亚斯在学校逗留不久,也于当年逃离。在瑞士求职无望,他就怀揣父母倾尽所有的金钱逃到法国。


  在巴黎,埃利亚斯根本无法指望任何学术职位,只好和一起逃难的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手工铺子,生产和销售木制玩具。几乎顷刻之间,投资就被动荡的时局化为乌有,从此他一贫如洗。在法国挨饿两年后,1935年埃利亚斯逃往英国。这一年,他38岁。


  教授论文从未付梓,英语不会几句,埃利亚斯在英国的最初日子可想而知。他从一个德国犹太人慈善组织那里获得了一小笔救助,暂时有了喘息机会。除了苦练英语,做点儿兼职,埃利亚斯把剩下的时间全都用于写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他的父母一如既往地热爱他,支持他。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文明的进程》几经周折,终于在1939年得以出版。当然,埃利亚斯本该得到的赞誉刚刚零星地响起,立刻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淹没了。


  1938年,埃利亚斯的父母千辛万苦赶赴伦敦来探望爱子。埃利亚斯希望他们留下来,可是父母没有答应。他们放心不下家业,更低估了纳粹的邪恶,心想自己一生遵纪守法,无愧天地,执意返回故乡。两年后,埃利亚斯收到母亲的来信,说父亲死了。很快,母亲也失去了音讯。她的最后一封信是通过红十字会,从前往奥斯维辛的中转营发出的。战争结束后,埃利亚斯才知道,他的父母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死于犹太人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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