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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辰:有质疑的声音 是正常的
网上收集 2013/6/30 15:59:48 (214)

  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恐怕在国内引起的波澜是历年来最大的,其原因在于今年有300多位中国艺术家集体“抢滩”威尼斯,国内评论界对此产生的口水仗也持续了近半年。而作为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人王春辰可谓“躺枪”。但处在漩涡中心的他,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近日他从威尼斯回国,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电话专访,分享他的见闻和反思。


  大油罐带来的意外


  问:观众对中国馆的反响如何?中国馆的策展经历对您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春辰:中国馆位于军械库展厅的尽头,在展场布局来看应该是最后一个国家馆,所以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会带着前面场馆的印象,因此就少不了对比。总体而言,观众对中国馆的反响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的空间很敞亮开阔,室内和室外的展场通过作品连接能保持气场连贯。


  在威尼斯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思考太多问题,因为每天忙着布展、接待、交流,反而回来后,遥看威尼斯,自己也成为观众。我认为这次中国馆的经验,对我作为一个策展人的能力挑战非常大。因为有很多展馆同场对比,要用怎样的叙事方式来表现展览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还有一些东西方理念的冲突也让我印象深刻。我们生活在中国,很多东西在我们脑海中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西方人看来不是。比如在我们馆里有一段文字,大意是“发展经济,发展艺术,创造出辉煌的未来”,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常见的表述。但却有西方的评论家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是个人化的,根本不存在发展不发展,他们将此定性为“民族主义”。所以,你走出去跟人家交流,该用何种方式,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问:这次策展最大的挑战是在哪里?如果给您第二次策划中国馆的机会,您觉得会在什么环节做改进?


  王春辰:因为每届威尼斯展中国馆所处的军械库位置,一直都放着几个大油罐,占了展厅大约2/3的空间。之前我所提交的方案全部都是按照有油罐的空间条件下安排的。结果今年2月底,他们突然通知我油罐已经被挪出,腾出了近600平米的地方,当时离我们运输物资去威尼斯只剩半个月,于是我和艺术家们紧张地修改作品、准备材料,最后再去到布展现场进行最后修补,总算把作品完整呈现。但说实话,我们还是有遗憾的。如果有第二次机会,我们会在空间的把握上、作品的制作上更精到一些。


  中国艺术喜欢宏大叙事


  问:今年威尼斯双年展是历年来中国艺术家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也因此引起了巨大争议。您觉得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分别是什么?


  王春辰:我知道国内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去想:我希望这个展览是怎样的。当现实跟他的预想不同时,他就会质疑。而我也会有我的预想。所以我提出“归来的否定”,就是要反省自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有重新的认识,这是种积极的否定。


  另外,我们也要看今天的中国要如何和世界交流。很多人首先把自己摆在世界的对立面,因此反对的声音一触即发。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焦虑情绪的反映。在我看来,艺术家们选择去威尼斯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旅游选择不同的目的地一样,有能力和财力都能去。不要随便去怀疑人家的动机,认为动机不高尚,认为是商业宣传,这些都不是核心点。


  我到现场去看过,不仅中国人,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参加平行展的,比中国多得多。参加的多和少,不能作为对和错的标准。英国也有国家馆,也有平行展,他们的一个艺术家还在岛上做了个巨大的装置艺术,怎么他们国家的人就没有起来反对呢?所以核心点是,你怎么通过展览来表现自己的文化,这才是关键。国外的很多评论也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谈的。


  问:那么在您看来,这次在威尼斯参展的中国艺术,显现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王春辰:我发现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展览主题偏向于宏大叙事,比如时代、环保、人类和社会等等,当然我策展也没能免俗。而国外的展览,则大多针对很小的主题。这次美国国家馆就只有一个艺术家,是位女性华裔。她的展览就是用我们生活中各种小巧的东西,比如笔、线头、玻璃瓶等,在空间中布置出来,错落有致,形成自己的空间关系、色彩关系,看了以后让人觉得很舒服。这个表现的就是艺术家对生活的处理,是一种很个人的状态。


  为什么中国展览会有这么宏大的叙事?这是由中国的现实决定的,因为社会发展关涉到每一个人,当社会发展不能满足个人需求时,人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反映自己的意愿。艺术圈也一样,现在艺术圈的每个层面都很焦虑,这些情绪都会带到作品里,策划的展览也蕴含着这种信息。中国的展览就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很沉重,很多反思,而艺术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这跟很多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不同,他们做艺术就是好玩儿,就是追随自己的感觉。


  威尼斯双年展的参考价值


  问:威尼斯双年展历经百年依然可以商业与学术双丰收,而反观国内一些年轻的双年展却开始萎靡不振、人气渐弱。您认为威尼斯双年展的运作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王春辰:其实威尼斯双年展的成功是社会态度、国家政策的合力。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是1894年开始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上世纪初,当地政府就颁布了法律,规定威尼斯双年展要永远办下去,并且规定其组委会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威尼斯政府管理,政府没有权利干涉策展事务。组委会独立运作,形成了自己的赞助机制、社会募资机制、选举机制、招投标机制等等,完善的体制保证了持续的运作。


  在中国,双年展、三年展能不受政府干预吗?几乎不可能。而且组委会应该是固定的,但目前国内很多双年展都是临时抽调人员协助。组织一个展览,本身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创作一样,太多干涉因素,他的成长肯定不纯粹。


  另外,从商业层面来说,威尼斯双年展的收益不仅是门票,还有画册、纪念品等,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威尼斯的旅游消费。我翻过相关数据,威尼斯一年的游客人数是两千万,中国哪个城市有这个人数?还有品牌效应,品牌的建立最少要几十年,要锲而不舍地持续做。但目前国内不少双年展都是作为政绩来做,领导一走,班子就没了,自然没有办法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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