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科技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的专项报告。在反腐败风掀起的当前，科研领域的经费使用也不免成为焦点之一。近期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愤怒”，直指当前科研和教育领域经费问题上的屡屡违规问题，触发科技教育界的大讨论。
去年，中科院候补院士段振豪贪污百万科研经费的消息还未消散，今年3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被控贪污千万科研经费的案子又已开庭审理。
追溯科研经费屡屡被挪用的原因，申请立项需“跑关系”、经费使用的管理过于僵化、科研人员薪水低等等是主要因素。种种乱象，让科研体制的改革，比以往更加迫切。
想挪用有各种方法
一名曾经在山东某大学做动物研究的人士，听闻过很多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情况。
在最初项目申报时，就需要“过硬”的活动能力，比如，项目申请者对项目审批者“有没有师生情谊、是否同门，上面有没有走动，有没有走关系，有没有套近乎”，都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很多科研项目在申请时，设有经费区间，如社科类项目，重点项目经费一般在40万-60万元之间，普通项目的经费一般在10万-20万元。
“一件事情，10万元能干成，20万元也能干成，那肯定是往高的申请。”上述研究人士说。
经费指标一般由相关单位研究制定，项目申请时，申请者并不需要自己估算经费，也没有审查团队对申请者的项目进行严格评估。
只要申请下来，就有各种方法挪用经费。
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比如要采购一个原来标价60万元的设备，给厂家支付回扣后，45万元能拿到。
武汉一重点大学教授张辉（化名）说，不久前学校发布通知，要求各学院老师自查科研账务，迎接教育部本月的检查。他去学校财务处报账时，看见了有“所谓的”公司，向学校退回科研经费。
定好了，差的也得买
山东某研究人员向记者表示，事实上，目前财务制度过死，乃至于科研人员的大量时间都浪费在无谓的环节中，比如找发票。“不少人跟我抱怨，很多科研考察的地点都搞不到发票。特别是去野外考察，需要当地人做向导、住宿、甚至打黑车，这些都没发票。但弄不到发票，就得自己出钱，最后只能想办法到处找。”
“很多问题都得从体制上找原因。”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说。
在经费问题上，管得过严、过细，一些大的科研项目上，比如水专项上，“科技主管都快成会计了，反而大家都不愿意做了，项目做得太繁琐了。”
不仅过严过细，而且十分僵化，他表示，“五年前订的设备，现在降价了，或者不是最好的设备了，但根据规定，还是必须得原价买。”
高薪能否养廉？
在北京某重点大学就读物理专业的博士赵牧（化名），作为基层科研人员，经常要参与科研项目，但补助每月仅千元，这在北京捉襟见肘。
导师为了补贴他们，在科研项目申请下来后，会想尽各种办法从经费中挪用一部分出来，“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下来，赵牧“一个月总收入将近两千元”。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在美生活近30年，在国内也熟悉了本地科研生态。她发现，在中国，科研人员工资非常有限，很多东西不能报，也可能使他们产生违规的冲动。
一名中科院系统人士近期和香港的教师聊天，发现在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其教师薪水一年可达100万左右，为美国教授的1.5倍，是英国教授的2倍，是“典型的高薪养廉制度”，“他们教师的心都很静，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在美国，相当比重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给科研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
反之，在内地，即使是中科院、北大、清华这样的单位，在目前的财政拨款体系下，事业编制的教师年薪也只有三四万。如果申请到科研项目，大部分经费都花在设备购买等方面，用于人员福利的相当少，最多只有15%的劳务费可给在校研究生等，老师不能享有。
“不是越严越好”
在某方面，中国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
李涛（化名）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他帮导师买一台科研用的电脑，要去学院盖章，去财务处核算，再去设备科盖章。然后拿着商家开具的发票、合同去学校财务处，财务处才会将相关经费打给商家。
一名中科院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美国的科研财务管理较为宽松，项目通过评估后，认定了多少钱就会给多少钱的预算。至于怎么花这笔钱，并没有过多限制。美国的科研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制度上。
但美国的科学家一旦在财务上出了问题，哪怕是小问题，就上了黑名单，终身不得翻身。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
（据《新京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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