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霍布斯鲍姆是这么介绍《非凡小人物：反对、造反及爵士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9月）的，“这本书所谈论的几乎都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物，除了他们的家人和街坊邻居以外，他们的名字不被人知晓，即使是在现代国家，那些登记出生、结婚、死亡的政府机关也没有他们的资料……在现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音乐与运动让少数人得以获取个人的声望，若是在较早的年代，这些人可能会一辈子默默无闻。这些人占了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辩不会论及这群人……我这一本书的要点在于，应该将这类人物从被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免于遭受‘后代子孙不屑一顾’的命运。……”

　　非常诡异的事情是，每一个行业都会让它的从业者逐渐养成一种独有的性格、一种特殊的气质。一般来说，屠夫看起来严肃而且表现得趾高气扬，粉刷工人则是粗心草率而且过着浪荡的生活，裁缝沉迷于酒色，食品杂货商显得愚蠢，门房好打听、喜欢找人闲聊，最后，还有一副快活模样的制鞋匠和补鞋匠，他们嘴边老是哼着歌曲，有时候甚至显得精力充沛……虽然他们的品位朴实，这些制作修补新旧鞋靴的人总是神采奕奕，间或带有挑衅的意味，而且老是对事物喋喋不休地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他们的特点。是否出现了一场骚乱?是不是从群众中蹿起了一位演说家?毋庸置疑，那是一位鞋匠在向人民发表演说。

　　鞋匠“在人民的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这“并非偶然”

　　鞋匠在十九世纪的政治激进活动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持有不同想法的社会历史学家都曾经对此现象加以描述，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它不需要解释。例如，一位研究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就下结论道：鞋匠“在人民的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认为这“并非偶然”。研究英格兰“史温”暴动（‘Swing’ riot）的历史学家提到了鞋匠“远近皆晓的激进活动”，而雅克鲁热里（Jacques Rougerie)则以鞋匠“在传统上斗成性”来解释他们在巴黎公社中引人注目的表现。即使是西奥多塞丁（Theodore Zedin)这位抱持如此异端观点的作者，他对这一个问题也接受了一般的看法。这篇文章试图来解释鞋匠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非凡声望。

　　当然，要说鞋匠或是其他行业拥有一种激进活动的名声，这可能至少是指以下三种情形的其中之一：首先是他们在社会抗议运动中好战行动的名声，不论是否局限在讨论中的行业；其次，一种同情政治左翼运动的名声，或是与其有所关联，或是涉入其中；最后，一种或许可称之为市井小民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名声。这些情况虽然很可能有所关联，不过它们并不相同。在传统的手工艺行业中，学徒与未婚的职工（journeymen)可能很容易被动员起来，而和当时的政治激进活动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法国的大学（universitaire)在过去就以支持左翼学生的立场而闻名，至少自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时期以来的情形是如此。不过，这并不必然意指——虽然这也不排除——集体的好战行动。澳大利亚的剪羊毛工虽然往往是激进分子同时和左翼有所联系，但是通常来说，人们不会认为他们对意识形态有强烈的兴趣，反倒是乡村教师往往被认为对意识形态有浓厚的兴趣。

　　在十九世纪，鞋匠作为一种拥有激进活动名声的职业，同时囊括了上述三种意义。他们在行会事务以及在涵盖范围较广大的社会抗议运动中都表现出激进的倾向。虽然鞋匠的工会局限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而且只有在某些时候才会发挥作用，然而，在法国和瑞典，鞋匠工会很早就以全国的规模组织起来，更何况是在英国。伦敦的鞋匠工会创立于一七九二年，据说在一八〇四年扩展至全国各地。鞋匠与木匠是阿根廷地区工人联盟（Federation of Workers of the Argentine Region)（一八九〇年成立)的首批成员，该联盟是阿根廷第一个试图建立的全国工会组织。在法国的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时期，鞋匠偶尔会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同时也是最容易发起罢工的几个行业之一。他们在革命的群众之中同样相当引人注目。

　　有许多证据来证明鞋匠扮演了政治行动分子的角色。就我们所知，在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中，从活跃的参与者的职业分布来看，鞋匠在织工和不加区分的“劳工”之后构成最大的单一团体：是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同时超过了所有按职业分类描述的激进分子的十分之一。在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中，或者至少在那些因为这起行动而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二十八名鞋匠，这个数目仅少于家具制造工、细木工还有锁匠。而在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以及一七九二年八月的暴动中，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参与人数堪与鞋匠比拟。在所有因为反对一八五一年政变而在巴黎被逮捕的那些人当中，鞋匠的人数居于首位。依照雅克鲁热里的观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涉入其中而遭到放逐的工人当中，比例最高的职业，“当然，一如以往，是鞋匠”。一八四八年四月，当德国的康斯坦兹市（Konstanz)爆发一波造反行动时，鞋匠显然是暴动者中最大的单一团体，几乎等于紧接其后的两个行业（细木工和裁缝）的总和。在世界的彼端，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一个乡镇，第一位有记录可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意大利的鞋匠，时间是一八九七年。而根据报道，参加首届（由无政府主义者从中策划）库里提巴工人代表大会（Workers’ Congress of Curitiba）（巴西）的唯一同业工会是鞋匠联合会。

　　然而，光是好战性格与左翼的激进行动并未凸显鞋匠作为一个团体与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有何不同，因为有时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至少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也同样突出。在柏林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伤亡人员中，细木工的人数是鞋匠的两倍多，裁缝在数量上也显然比鞋匠多，虽然这些行业的规模相仿。在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木匠和裁缝就如鞋匠般，“动辄发起罢工”。法国的革命群众按其在巴黎人口的比例分配而言，印刷工、细木工、锁匠与建筑工人在其中参与的比例更高。如果一八九二年在里昂被逮捕的四十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中，十一名鞋匠是当中最大的职业群体，那么，建筑工人也不遑多让。在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潮中，裁缝和鞋匠都是典型的活跃分子，然而，若是两者在占了共产主义者联盟（Communist League)多数的德国游方职工中同样显着（魏德迈尔［Weydemeyer］在一八五〇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工人俱乐部的规模不大，而且只有鞋匠和裁缝参与其中”），则裁缝似乎显得更为突出。的确，鞋匠行动分子的数量优势或许有时仅仅是反映了这一行业的规模，在德国与英国，鞋匠的人数构成最大的单一工匠行业。因而，无法以鞋匠这个群体的集体行动来解释其所享有的激进名声。

　　然而，鞋匠作为工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卓越表现殆无疑义。就如同我们将会发现的，他们在农村与小市镇不太需要面对那些来自当地工匠的竞争，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显然不是独一无二的。的确，任何对一八三〇年“史温”暴动的探讨或是对乡村政治激进活动的研究，都让人清楚地看到鞋匠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扮演了乡村人民之发言人与组织者的角色。霍布斯鲍姆和吕德（Rude）的研究指出，在一八三〇年暴动频仍的教区中，当地的鞋匠数量是那些平静的教区的两倍到四倍。引用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言论的地方鞋匠是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像肯特郡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罕普夏郡的威廉温克沃思（William Winkworth)。这门行业的成员具有“狂热的政治家”（red-hot politicians）之性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的鞋业制造中心，选举日被人们当作是“传统的节日”来庆祝，就好比是春季和秋季的赛马大会。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政治与能言善道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提及鞋匠时，往往会惊讶地说到他们身兼记者和诗人、宣传者和演说家、作家和专栏主笔。这种印象并不容易用量化的方式来证明，虽然在一八五〇年之前，鞋匠在十九位法国的“工人—诗人”的样本中占了三位，是其中最大的单一团体，而且这些人全都带有激进的想法：荣纳省（Yonne)的西尔万拉波安特(Sylvain Lapointe)，他曾经是一八四八年选举中的候选人；《揩油者》（Le Grapilleur)的编辑伊波利特唐普齐（Hippolyte Tampucci)；兰斯市（Rheims)的贡札尔（Conzalle)，他担任过《共和报》的编辑。这份名单可以很轻易地继续延伸下去——我们想到福斯坦博纳福（Faustin Bonnefoi)，他是路易菲利普时期马赛地区（Marseille)一家傅立叶主义报纸的编辑，还想到了自学出身的“艾弗赖姆”（Efrahem)，他写过一些宣传手册，极力主张成立“一个由参与每一场政变的工人所形成的组织”，还有公民维利（Citizen Villy)，这名制靴匠曾经在一八四〇年举行的第一届共产主义宴会（Communist Banquet）中发表演说，他还出版过一本讨论消除贫穷的小册子。

　　当然，没有人会宣称，所有的或是大多数的鞋匠行动分子是工匠——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些例子表明，激进的鞋匠并不善于阅读，至少在他们活动的时期是如此，像是波士顿茶叶党（Boston Tea Party)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乔治休斯（George Hewes)。纵使需要手艺的鞋匠的识字率似乎高于一般水平，我们对其中出现相当比例拙于阅读的人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个行业规模庞大，且包含了许多众人皆晓的穷人。当这个行业在十九世纪扩张它的规模、含纳更多的从业者时，不善于读写的鞋匠可能会变得更为常见。然而，不能否认存在一群数量庞大的鞋匠——知识分子，即使可能有人会认为，在一个绝大部分的人不具读写能力的社会里，这些人自然会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或许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