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1915－1995），哲学家、哲学史家。代表作有“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着作结集为《冯契文集》（10卷本，1996；11卷本，2015）。
冯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不禁想起了他晚年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的两个“猜想”。这里所谓的“猜想”，一方面是对未来学术走向的一种预测，另一方面则是对后来者的一种期望。之所以要做出猜想，是因为在先生看来，“着作，是为‘叙往事，思来者’以‘通其道’，所以必须对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系统的看法。”既然“作品，是赠给‘来者’的”，“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写作”，那么，下一代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担负怎么样的使命，总会回旋于脑际。思考的结果也就是自然而然地披露在文字中。
猜想之一，“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一论说，最早见于1989年8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的“小结”。他认为“中西哲学、中西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汇合（当然是刚刚开始）。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表现在某些专业哲学家尝试建立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至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小结”强调的是，要在全面系统了解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做深入的比较研究的工作。先生身体力行还组建了“中西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会”，借此推进比较哲学的研究。到了1993年先生为我和童世骏合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一书所写的序言，在结尾处重申这一判断。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中国哲学如何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他写道：“谈到当代，便必须面向世界。从经济上说，世界市场早已形成，中国正在努力与世界市场接轨。正是由于形成了世界市场，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科学、艺术、文学、哲学都逐渐由民族分享的发展成为世界共有的财富”。“当然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已经越出了民族界限；而涉及人文领域，则要求各民族既能保持和发扬其民族传统，又能克服其民族局限性，所以问题比较复杂。中国哲学正在走向世界，当然也遇到这个复杂问题。所谓世界哲学，是在东西方各民族的哲学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经过比较而彼此会通的过程中形成的”。“如何使中国哲学能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特色，并会通中外而使之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无愧于先哲的贡献，这是……重大问题”。
这段论说，不仅提出了一项复杂而艰难的使命，也论及了履行使命所需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会通中外”。“会通”是先生总结历史和自己的治学经验时反复强调的。他非常赞赏徐光启的看法：“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并将这段话概括为“会通以求超胜”。
“会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既要“接着讲”中国的哲学传统（包括近代传统），不能只是简单地回到传统或者是弘扬传统；又要与西方哲学“比着讲”，不能老是说“他人如何说”，不能老是“照着说”，人云亦云或依傍外域的某一门户，也不能满足于对西方哲学的纯客观的研究。总之，要自由地出入中西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要进得去出得来，而且要有“超胜”的决心。
所谓“超胜”，关键是要建立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而且要力求建立结合得好、且有生命力的，“可以在世界范围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的体系。先生在年过六旬之后，埋头着述，打“阵地战”，耗尽精力创作了“智慧说”。他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明了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写成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提出了“广义认识论”的理论，并按“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结构原则，写成《逻辑思想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两书，建构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先生所说的“广义认识论”越出了以往的狭义认识论的界限，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方法论和价值论、本体论等诸多问题。
中央党校许全兴先生认为，“智慧说”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大进展。精通外国哲学的尹大贻教授曾着文说，“智慧说是世纪之交的哲学的第一个体系，它是西方与中国知识与智慧学说的总结”，并对20世纪西方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哲学终结论”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正因为如此，二十年来，“智慧说”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其学说感兴趣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先生的弟子们大步走出国门，与世界一流的哲学家直接对话，并介绍先生的学说。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先生的夙愿——中国哲学家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正在逐步实现。
冯先生的另一个猜想是，“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先生以其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对未来的走向做了这样一个预判：“1949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变相的经学时代，然后大概可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到世纪之交，时代意识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大概还不能期望过高，能够像王充那样‘疾虚妄’，从多方面来作深入的自我批判，那就很好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很有希望的。”先生认为，只有经过系统的反思的时代，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会通以求超胜’的时代”。
“反思”何以成为“会通以求超胜”的前提呢？这是他长年致力于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和文化演进过程的心得，又是他观察现实生活得到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极其曲折，已经获得的积极成果，曾遭到肆意践踏。天命论、独断论与虚无主义的互相补充，以及以“无特操”为特征的习惯势力或国民心理，在革命进程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又非常顽固，不时会沉渣泛起。无论在古今关系还是中西关系上，常常是几度反复。曾经总结的理论思维的教训也会因为患上“健忘症”而被置之不顾。先生在一封书信中曾经援引当时的一个流行语把这种多次反复称为“怪圈”，并提出“思想家、作家要引导人走出这种怪圈”。系统的反思总结，在先生看来就是走出怪圈的必由之路。对此先生是乐观的。
这一点从他最初提出这一猜想的背景即可看出。1992年底，先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袒露了对于拜金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异化力量的跃升——“当前全民经商热，文化学术大滑坡”——的忧虑之后，紧接着就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有一点猜想，在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自我批判的时代’。那时，可能从各个方面对20世纪进行反思，作批判的总结”。“我以为，现在应该为迎接这个批判的时代的到来作准备”。“真正有生命力的着作，将是对20世纪作批判总结的着作”。
在先生看来，唯有这样的真正有生命力的着作，才能立足中国，会通中西，才能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实现超胜，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