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学兴起于惠栋，至戴震而达到高峰，至扬州学派则一方面使乾嘉汉学的势力大为扩张，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乾嘉汉学的没落。实际上在戴震死后，乾嘉汉学即已发生明显的分化，一派是以段玉裁及五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另一派是以龚良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激进势力。 
　　乾嘉汉学原本是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经世致用学说的延续。然而自乾嘉汉学形成之日起，它的性质就在发生变化。在清初，经世致用学说虽未被列为异端，但它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形成鲜明的对立，是一种在野学说则为事实。到了乾隆时期，统治阶级虽然没有放弃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仍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和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然而程朱理学在知识分子中的信誉则江河日下，理学的命运，已奄奄一息。 
　　面对这一事实，乾隆皇帝和一些官方知识分子自然非常着急，希望寻找一种弥补的办法。乾隆三十八年(1773)，安徽学政朱筠建议辑校《永乐大典》，虽遭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最终还是获得了乾隆的批准，并由朱的建议逐步演化成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馆的开设，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它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是将在野的以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派别，提到了半官方乃至官方的地位。后来的所谓乾嘉之学的汉学家，实际上多是以四库全书馆作为大本营。 
　　随着汉学地位的提高，乾嘉诸老几乎一时间都成为达官贵人，阮元、毕沉等作为封疆大吏不必说了，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等也都较以前阔绰得多了。这时，除了个别学者如戴震还能保持怀疑、批判的精神外，绝大多数的乾嘉诸老已慢慢地蜕化为保守的学者，遂使原来反清反理学的思想武器——汉学，一变为"纾死避祸"的防空洞，再变为"孤芳自赏"的娱乐品，三变则为"润饰鸿业"的点缀品，四变又成为束缚思想的绳索了。 
　　戴门弟子段玉裁，号为最能光大戴氏学术的传人。段氏在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功不可没，成就巨大，尤以《说文解宇注》最见功力。但段氏之学，较乃师戴震，何止大师与小师之异?不论当时人如何诋毁戴震追逐名利，窃他人之书为己有，为否认不知"义理"而著《孟子字义疏证》，然而事实证明，戴震不仅是音韵、训诂、文字等方面的专家，而且具有极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勇气。他对"以理杀人"的批判，矛头直指官方统治学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段玉裁虽也偶尔触及一些理学的思想问题，但他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时常捉襟见肘，有时坚持乃师的学说，有时违反乃师的说法。段氏的主要贡献，也就仅限于音韵、文字、训诂等考据学方面。和段玉裁一样，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成就虽然被誉为"海内无匹"，但通观他们的著作，不仅没有建立思想体系，而且根本没有政治思想和反理学的内容。王氏父子以"好学深思"而著名，但这种"思"不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而是停留在古代经典文字校勘的细节上面，如阮元所说:"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引，而得其本义之所在。"这虽然使后辈学子研读古书省却了精力，然却不可避免地将乾嘉汉学引向狭窄的方向，流于纤巧与琐碎，舍本而逐末，使学术成为逃避现实的掩护所。括言之，乾嘉汉学发展到段、王阶段，从表面上看，已克服宋明理学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危机，呈现出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如大型图书的收集与刊刻），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掩盖着民族精神的空虚乏力。知识分子纷纷钻在象牙塔里讨生活，思想界呈现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中国文化在这种缺乏思维与创造的考据学的支配下，面临着新的更深刻的危机。 
　　此时的文化危机与政治、经济危机相伴而来。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的乾隆皇帝在其当政的前年期天下基本是国泰民安，呈一片升平景象，但是到了后来，奢侈之风从朝廷蔓延到全国，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大乱的祸根。乾隆一死，清政府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困境暴露无遗。继位者嘉庆皇帝试图革新，挽救日趋崩溃的局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行动，便是开放舆论，纠正以上书直言而获罪的洪亮吉冤案，以期知识分子关注现实，提出能适应统治需要的救世治弊方案，以利重建社会秩序。嘉庆的努力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关涉到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前途。同时，其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的发展方向。于是乎，在学术界内部也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潮，这种思潮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那种脱离现实、回避现实，而适应过去统治需要的乾嘉考据学派。 
　　最先站出来系统批判乾嘉汉学的是那些深入汉学内部，"入其累，暴其恃，而见其暇"的汉学传人，其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前面已提及的章学城。章学城认为，治学不可能没有目的性，不能不为现实服务，自古以来，"六经皆史"，古之所谓经，不过是三代盛时典章制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成文字以传后世的东西。然而考据学者不明底里，"舍今而学古"，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事实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好古之弊，是欺人之术。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昧于知时，动辄博古"，不计其学术之实用，故而其学问再大，也不过是供贵族们玩赏的游戏而已。章学诚指出，对于古史和古代典章制度，不是不可以研究，但绝对不能像乾嘉诸老那样研究，而应该首先精通当代典章制度与文化，再从历史上寻求经验与教训，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制度，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虽然显得很有学问，那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无疑是对乾嘉诸老的当头棒喝。 章学城对乾嘉诸老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建树不足，而真正从学术本身克服乾嘉诸老的弱点，为中国文化开出一个新的方向，并深深影响后世中国的还是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学术渊源据梁启超说有两个源头，一是今文经学，二是从桐城派转手来的阳湖派文学。两派合起来产生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建设顺治、康熙年间的经世致用之学。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说经，即用特别的眼光去研究孔子和《春秋》、《春秋》在西汉中叶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高法典，然在两汉之际则形成势同水火的今古文之分。今文《春秋》尊孔子，以为《春秋》之作为汉代立法，信奉《公羊传》;古文《春秋》尊周公，以为《春秋》不过是史学著作，仅存古代史迹而已，信奉《左传》。后世治《春秋》者多遵循今古文的划分。然而常州学派的开山者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在研究《春秋》时却抛却今古文的界限，虽在学术上混淆了今古文或者说汉宋的学统，但其现实意义无疑是超越乾嘉之学而对宋明理学的呼唤。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公羊春秋何氏释例》等著作以宋明理学解释儒学传统，不斤斤分别汉、宋，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与乾嘉诸老的学术方法显然不同，其主要目的无疑是想在汉宋学术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结构。庄存与表现出对乾嘉汉学的反叛和批评，但仍然是就学术论学术，既没有将学术直接用之于政治变革和政治斗争，实际上在当时学界的影响也极小，真实的情况或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庄民之学与当时讲论或柄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仅其弟子数人而已。他的贡献只是在清中期最早偶导《公羊》学，在学术的基本思路上给后学以重要启迪。庄存与的弟子很多，知名者有门人孔广森、外孙刘逢禄及宋翔风等。孔广森著有《春秋公羊通义》，大体上承袭庄存与的思想，但同时又师法戴震，实以古学之法治今学，常以己见取代何休。其"三科九旨"，即以"天道——时、月、日","王法——讥、贬、绝","人情——尊、亲、贤"释之，显然异于何休。故在基本点上他不像庄存与那样混淆汉宋，而是以乾嘉之学的精神治《公羊》。同时也进行一些义理性的发挥。虽不是乾嘉汉学之正统，但多少保留了乾嘉考据学的思想传统
　　所以此后守今文之家法者，大多绕开孔广森而百乐庄存与，以为庄民之学才是今文经学的真精神。只是到了刘逢禄，常州学派才真正以《公羊》学为旗帜正式建立。刘逢禄实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他治学极重家法，此为吴派学者惠陈之遗风;主条例，则为皖派学者戴震之遗说，故而兼有吴皖两派之所长。著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左氏春秋考证》等，他以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对《公羊》学的研究结论为宗旨，以笃守董、何之学为正途，着意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使《公羊》学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相结合，并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刘逢禄有感于清朝的衰败，格外重视《春秋分羊》学跑"王鲁"之义，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克服内忧外患。但是，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刘逢禄心中也很茫然。 
　　刘逢禄没有为清朝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但他关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成果，实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使当时学者逐步摆脱乾嘉考据学的束缚而另外开辟学术道路。这就在事实上解决了章学城所提出的音韵训诂之学并不是唯一学问的问题。在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先后影响下，《公羊》学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学间，许多学者都以治《公羊》学名家。 
　　宋翔凤是庄存与的外孙，幼从舅父庄述祖受业，颇得常州学派之旨。后就学于段玉裁之门，兼通训诂和考证。其名与刘逢禄并称，然其学运不如刘氏精纯。他治经发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把儒学解释成神学，并喜附会，常杂以谶纬神秘之词，以言圣王大义。著有《周易考异》、《尚书略说》、《小尔雅训纂》、《过庭录》、《论话说义》、《大学古义说》等。 
　　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奠定了今文经学复兴的基础，但是他们在义理方面的发挥毕竟太少，今文经学实际上还停留在纯学术的领域。真正超越学术，从思想上光大《公羊》学，并给整个社会以震撼的还是龚自珍。 
　　龚自珍为段玉裁的外孙，十二岁即从段受训诂之学。后拜刘逢禄、宋翔凤为师，专治《公羊春秋》。他一反乾嘉诸老的媚古之习，而留意于当代事物，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倡变法之沦。也大概从他开始，往往引《公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