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后第一代新传统主义者终于因政局的变动而以尴尬告终，但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因其失败而结束。也就是说，当中国不得不面对世界而走向现代的时候，传统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传统与现代是否就是对立的两极，传统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吗?平心而论，无论新传统主义者的论证多么荒谬，多么漏洞百出，但他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本身无疑是对辛亥革命这一急剧性的政治变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弥补和修正，因而其积极意义也不应低估。  
　　但是，由于新传统主义者过分张扬传统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学理的探讨不恰当地转为政治实践，故而伴随着袁世凯、张勋两次帝制复辟运动及其失败，新传统主义实际上陷入一种深深的危机之中。只是他们并无这种自觉，不仅不愿承担两次帝制复辟的责任，反而以为中国自辛亥以来所发生的种种问题都是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所造成的。换言之，在他们的自我感觉中，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门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找到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的连接点。这种状况正如《青年杂志》一卷一号《新旧问题》一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自发生新旧问题以来，迄今无人对新旧三字下一确切的定义。在晚清，国中显分维新、守旧二党，彼此排低，各不相下，是谓新旧交哄之时代。辛亥后，守旧党之名词，早已随前清帝号以俱去，人之视新，几若神圣不可侵犯。即在倡言复古之人，也往往假托新又，引以为重。考究其实，则其一举一动无不与新又相抵触。因此之故，一切现象，似新非新，似旧非旧，是谓新旧混杂之时代。处此时期，非但是否不明，且无辨别是否之机会。这段分析虽然不尽准确，但基本反映了辛亥后包括新传统主义者在内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上的困惑与贫乏。辛亥后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实际上预示着他们已不可能久占历史舞台，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必将让位于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而当此时，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外，民主共和与中国人实际上依然无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旧知识分子的分化已不可避免，新一代知识分子自动脱离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固有轨道，而探寻新的救国道路。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即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那份刊物。不论它�"青年"或"新青年"，实际上都意味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再循着者一代知识分子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国的未来或许应该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开辟似乎又只能依靠这�"新青年"。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青年杂志》创刊号开篇便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似修身治国之道。" 
　　在《新青年》的早期，其人文关怀已不限于旧范畴的新旧之争。而是以现代化的理念为指导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当代青年的价值核心。他们在检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时，既敢于正面驳斥辛亥后新传统主义的观点，充分阐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不相和合的方方面面，又敢于站在积极的立场上，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勇气宣布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已经严重落伍，不仅毫无积极意义可言，而且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陈独秀曾形象地比喻说，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此后，吾人自当一新其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至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其他民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如果说在当时真的存在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思潮的话，那么，陈独秀的这段话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和宣言书。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在现代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独秀和《新青年》的早期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无疑是站在现代理性的立场上，是以现代化的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文化重建工作。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之所以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裹足不前，除却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只在于文化方面。按照陈独秀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根本点上起源于中西社会的接触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但由于中国文化的根性过于深厚，中国社会与文化对西方的反映相当迟钝。天朝上国的虚骄使中国只能沿着器械一制度一文化这一曲折的道路缓慢地爬行，而不能从文化的根本上价值观念的重建入手。因此，他强调，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故而陈独秀大胆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从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尤其是那些后发国家的情况看，伦理的觉悟即价值观念的重建确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不能随着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变动，那就不仅有观念滞后社会之嫌，而且伦理价值观念的反作用必将阻碍社会的发展。以此反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陈独秀和《新青年》的早期作者对文化传统尤其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抓到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长期裹足不前的关键。正如陈独秀所分析的那样，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个人之人格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鳏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独立之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言下之意，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与现代生活不仅不合，而且相反，故在彻底排斥之列。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确曾超过巨大的作用，但不必否认的事实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伦理道德观念中必然会有一些被淘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注入一些新内容。然而由于这种伦理体系的整体不可动摇，遂使某些改造、重塑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弱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的作用。尤其是站在《新青年》早期作者的立场上看，中国旧的伦理价值体系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其是与西方近代社会之绝不相容者，为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此不攻破，中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基于此种考虑，他们当然无法顾及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整体意义，而试图予以全盘推倒而重建合乎现代人需要的新的价值核心。吴虞说�"不侵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牢笼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者，势也。"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政治的感受，《新青年》的早期作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攻击，其全盘反传统的倾向至为明显。然而由于他们除了借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之外并无新的理论凭借，因而使他们的全盘反传统的论证不能不留下甚多理论漏洞。一方面，他们的所谓现代理性实际上等同于西方精神，而他们的现代化诉求便实际上只是如何西方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东西文化间的根本区别，但不明白这种区别的民族、时代差异，而相对武断地认定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全盘不合乎现代生活，表现出一种过于焦躁的情绪。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写道，正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界。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为黑白；以地理言，略分为东西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也就只能各成体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将东西文化的差异视为根本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毫无相通相容之处。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是一种木然的事实，但这种事实似乎并不意味着在价值判断上的孰优孰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定的文化只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中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只能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两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它的文化便只能是与其经济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东西。实在说来，如果不是中西社会文化开始接触，似应承认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功不可没，它的自调机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文化与社会的相对一致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因此说，中西文化之异虽为本然的事实，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西方文化绝对地优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只能尽弃其学而学焉。全盘反传统主义者这一至关重要的理论漏洞，实在预示着其思想体系的深刻危机。不特此也。由于全盘反传统主义者过于张扬传统的惰性，过于相信精神力量的反作用，因而他们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不能不留下另外一个重要漏洞。那就是即使人们可以像他们一样承认中国文化罪孽沉重，中国的伦理道德信条已成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严重障碍，那么人们也不必相信只有尽快抛弃这些信条和中国文化的全部才能前进。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确实已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确实需要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正如吴虞所说，西方正因为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才为数百年来西方宗教界开辟一片新国土；有培根、笛卡儿的新学说，才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辟一块新开地。中国的儒学不革命，儒学不转轮，中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的理由是，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不相合；孔子讲学不许间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与现代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相冲突。所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完全取决于能否将儒家学说彻底打倒，需要思想文化方面的一次彻底革命。正当全盘反传统主义者起劲地排斥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鼓吹向西方学习并全盘西化的时候，西方社会内部却爆发了具有毁灭性后果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