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寮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中国摄协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外，刘松泰上月又多了一个新身份———中国作协会员。他的愿望是用镜头记录这三十年的变化。
“把这些照片按时间顺序一字排开的时候，寮步的发展就一目了然了吧。”———刘松泰希望挑出一些老照片，然后去同样的地点再拍一次
在他位于寮步镇政府二楼的办公室，刘松泰捧出一张名片，头衔依次是：东莞市寮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个月，刘松泰被中国作协吸收为新会员。他笑着解释说，新名片还没来得及印。接触相机三十年，刘松泰自认摄影水平不高，“我就是一个农民，但我用相机记录了寮步最后一亩稻田的消失。”
“出生挨饿，读书停课”
1954年，刘松泰出生于寮步镇富竹山。“现在叫社区，那时候叫生产大队。”刘松泰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基本吃不到饱饭。一直到上中学的时候，刘松泰都穿不起鞋，每天光着脚板从家里赶到寮步中学，“一天来来回回要走四趟，每趟半个钟左右，不过好在那时候能吃上白饭了。”刘松泰喜欢上语文课，作文写得不错，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刘松泰说，读高中的时候正好碰上“文革”，高考制度被取消了。“没什么盼头，最理想的状况就是高中毕业之后能回生产队当个会计什么的。”“出生挨饿，读书停课”，刘松泰这样总结自己高中毕业前的生涯。
高中毕业后，刘松泰在生产队干了半年财务，到富竹山小学当了三年民办教师。1975年，刘松泰被抽调到东莞县农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就是去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倒买倒卖，不准私自外出务工，就算家里多养点家禽也要面临被罚没的风险。“一个人一年只能养三只鸡，你要是养五只鸡，那就是为了卖，就是资本主义。养三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鸡就是资本主义。”
拍照不是不务正业
初中毕业时，刘松泰第一次接触照相机。他和同学从寮步赶到莞城，到人民公园附近的照相馆租了一台相机。“那个照相馆叫‘东方红’，我和同学在人民公园拍了不少照片。”刘松泰拿出老照片的集子，照片中的人或是做沉思状或是做意气风发状，“那时候拍照都是这造型，都是这表情。”1988年，刘松泰到寮步区公所工作，从此有了机会“蹭”旅游公司的相机，也爱上了拍照。
“我参加工作队的时候，一个月工资18块钱，到了区公所一个月有30多块钱。”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傻瓜相机要200多块，一直到1992年，刘松泰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买回来之后就是给你拍，给他拍，都是拍些人物。谁家有个结婚生子的喜事之类的，也叫我帮忙去拍点照片。”
刘松泰的摄影设备从一个200元的傻瓜机升级为尼康F5，“我用得多的是一个佳能的傻瓜机，1200万像素，很实用。”作为一个官员，对摄影的热爱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呢？刘松泰说，官员有个兴趣爱好有时候是会引起非议。“东莞有很多干部喜欢摄影，但是他们都不声张，就是怕给人留下一个不务正业的印象。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人喜欢打麻将，我喜欢拍照片，怎么没人质疑打麻将是不务正业呢？”
想去同样的地点再拍一次
刘松泰有一个观点，1978年的寮步与一千年前的寮步可能差别并不大，但是1978年之后的三十年，却让寮步翻天覆地。“我刚开始拍照片的时候就是瞎拍，也不讲究光线、构图什么的，就觉得这条路或者那座桥很好看，就要拍下来。”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推土机天天挖山头，拆树木，到处是机器的声音，履带走过的地方面目全非”，当刘松泰发觉自己照片上的风景已经被高楼代替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自己照片的价值。
2003年上半年，刘松泰听说寮步已经没有了稻田，便向镇里主管农业的领导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刘松泰还是不死心，跑到各个村去打听。在石步村，村干部也说已经没有人种水稻了。刘松泰开着车在村里转悠，一个相识的农民却肯定地告诉他：“有啊！”刘松泰找到了这片稻田，并且用相机记录了它在播种、插秧、成长等时段的情景。“那亩稻田没有收成，都被鸟和老鼠吃完了，主人本来种那片稻田也是为了捕鸟。”从那以后，刘松泰再也没有在寮步镇见过稻田了。“后来还有种花生等农作物的，但是稻田就真的消失了。”
刘松泰拍的胶卷都存放在一个80cm×120cm的防潮箱里，“已经塞满了”。他的愿望是等到退休以后，把这些照片整理出来，挑出一些老照片，然后去同样的地点再拍一次。“把这些照片按时间顺序一字排开的时候，寮步的发展就一目了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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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城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