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户籍都不再是农民身份，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物质富足，但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竞争力，有研究者将这个既非农民也非市民的尴尬群体称为“亚市民”。

　　形成“亚市民”群体的核心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和制度保障却跟不上，巨大财富的快速侵入，让部分人一时没想到如何面对未来，于是在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亚市民”人群。东莞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或许可以成为东莞对中国“文明城市”概念最大的实质性贡献。

　　现状特写

　　现状1

　　村集体分红成主要收入

　　陈生抱怨，他22岁的大儿子太难伺候了。大儿子读高中的时候，就调皮得厉害，游戏厅里玩够了，还要回家里玩什么PS2。“骂了他，他就在屋里上网，上个月我刚把网线拔了，年纪轻轻在家晃着多浪费。”陈生说。陈生自己忙于一间小五金厂的生意，没法管孩子。 “儿子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见不到。”陈生使劲抽着烟。

　　陈生说，他不过是常平镇一个普通的家庭，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他突然感觉到四五年前从没有过的危机感。

　　陈生的工厂举步维艰，他也不愿多谈他的公司。“一旦经济不行，我那儿子以后怎么办啊。他只有高中学历，这都是惯坏的。”陈生说。陈生认为，经济下滑后，村里日后分红很可能会下滑。即使经济回转，随着村里的孩子不断出生，未来村里财政能给新生儿支持多久完全是未知数。可是孩子永远也听不进去，他们根本就不想10年以后的事。

　　有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东莞村级集体资产总额达7.3亿元，农民人均分配7352元，村里每年为每人发放500元以上的粮油款项，还有可观的生活费用。

　　2003年，东莞理工学院对黄江一个村曾做过调查。当时这个村有230户，人口812人。全村年收入1077万元。对于这个村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调查显示了一个显然的困境。这个四口之家全年福利收入就有20160元，总收入是19万元。户主的妻子每天要做的只是家务和照顾孩子，除了打麻将和看电视之外，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家庭的月支出主要是吃饭和日常消费，尽管有杂志等文化消费品，但书很少。

　　相较国内其他地方，这种待遇是市民想都不敢想的。这些年东莞经济飞速发展，各镇各村竞相招商引资，出租产房、出租田地、出租房屋，低端物业经济非常发达。几乎每个村都有不等的分红，多则几万，少则几千，很多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不久前有调查显示：东莞本地很多年轻人选择性失业严重，说白了，也就是不愿意工作。东莞乃至全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快速赋予他们巨大财富，让部分人迷失了生活方向，他们似乎一时没想到怎样面对未来。

　　现状2

　　“亚市民”文化普遍偏低

　　进入东莞的“亚市民”家庭，就内部的装潢看，是无法将其与市民完全分别出来的。但他们仍然与真正的市民有距离。虽然很多人家里都有书房，但大多数的书都是空盒子，父辈们的文化空虚以及对土地的依恋不幸遗传到了他们的子女身上。

　　道滘镇九曲村民代表周国平最大的担忧，其实来自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在村里当治安联防队员，每月工资千元，可他的上升空间太小了，因为他的儿子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事实上，周国平的儿子上班的时间相对也并不长，但让他从事其他行业的可能却在变小。更糟糕的是他的女儿现在读到初中就不想读了，理由是村里很多女孩都不读了，读了没意思。“没读书照样拿大把钱。”周国平夫妇正在努力地为生活打拼，周国平的妻子甚至都到香港去做钟点工补贴家用了。但他们的孩子们没有感受到父母的艰辛。

　　2003年东莞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就业教育问题，做出了一项调查。这是针对18岁到55岁的人群展开的。

　　对13个镇、16个村的调查显示，18岁到25岁的青年男女，主要是初中与高中文化，1441名男性调查中，大专文化程度学历的有137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38人，1347名女性中，大专文化的只有78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8人。

　　调查显示：30岁到40岁的亚市民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或高中文化程度。不发达的村镇中，30岁到40岁的亚市民主要的就业方式可能是摩的等违规职业，而这些中年东莞人恰恰是80后和90后东莞人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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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3

　　选择性失业现象较严重

　　上述调查的另一个结果却让人错愕。调查人员发现东莞一个村庄有213个青年失业，失业率高达27.3%。而其中许多人都是不愿意去上班。《农民的嬗变》一书记录，一个青年毕业后在镇分局工作三年，后来觉得工作不自由，待遇不高，主动放弃工作，但他也没有寻找高待遇的工作，而是干脆在家待业。

　　2003年的调查显示，农民有11.8%的失业率。这些农民并非真正失业，而是不愿上班。调查统计显示有43.3%的人生靠村安排的工作，27.9%的人不愿意进厂工作是因为“别人村里可以安排就业，自己也要村里安排”。而没有真正就业的人群中有六成人认为今后就业难，缺乏信心。

　　厚街唯一的“乐购”(购物中心)背后是寮厦二村。这里多是单体楼，三四层至八九层不等，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上张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这些房间租金已经跌到了100元左右，但是仍然没有多少人租。因为附近鞋厂效益降低，大幅裁员。农民工不租房对于靠出租生活的东莞人来说就是个大麻烦。

　　靠租屋生活的林生说他现在每月至少损失6000元到7000元。林生当年是个地道的农民，正是上世纪90年代鞋业企业大量在厚街聚集，他学着别人建了一套5层楼房，过上了收租生活，除了收租，他的收入主要来自麻将。“我们对子女的影响可能真是不太好的。我小学毕业，我们家却生活富裕，所以我是说服不了我的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工作的。我也帮不了他们。”林生说。另外，他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很多都不上班，成天闲着，花销还大得很。没有办法，现在他们找工作挑得很，稍微苦点累点都不愿意做。

　　现状4

　　中年人群自卑心理蔓延

　　与香港、台湾甚至内地来创业的人群相比，自卑心理在中年人群中蔓延。一些工厂招工需要考试，而一些村民无法考上，东莞的工厂真正雇佣年轻村民的非常少。除了青年不愿去工厂外，工厂也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太有性格了，想不来就不来。”樟木头一家房地产企业老板这样说。   

　　有专家分析说，东莞亚市民的重要特点是人口素质上的问题，他们对于财富和幸福的理解很特别，那就是“金钱至上”的观念，特别是年轻人身上体现明显，他们群体意识较强，社会交际面较窄。

　　东莞理工学院的调查显示，在一些镇街，“村改居”工程的结果是，村长、村委会在名称上的改变，而事实上，村民仍旧是村民。即使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东莞村民，也不肯放弃农业户籍成为市民。原因在于，村集体的分红是按照农村户籍来计算的，而成为市民阶层后，主要的保障体系将来自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如果市民身份确认，而分红却少了，对于“亚市民”而言，则被视为损失。

　　另外，不少居民对社会责任，公共服务、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的责任都相对欠缺。即使物质丰富，但精神生活却相对闭塞。目前东莞正大力推动“村改居”的行动，也就是村组集体管理制度改革居委会制度，村民在此变成了居委会领导下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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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观点

　　“亚市民”是中国迅速城市化的结果。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城市化过程必然使农民身份急剧变化。完成对“亚市民”的改造，就是城市成熟的一刻。当靠物业经济生存阶层铺陈东莞农村时，种种消极思想被观察家们预言是阻碍东莞城市化的重要障碍。

　　如何让“亚市民”变成真正的市民，本报记者专访了现任该领域的专家，东莞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东莞市社科联常委的肖锦全先生认为其根本在于塑造公民社会下的市民精神，政府需积极引导“亚市民”就业，让“亚市民”早日成为市民。

　　失地农民需要保障

　　东莞时报：东莞“亚市民”这个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肖锦全：从2002年开始，我们就对东莞的农民问题开始关注。关注这个群体的起因是他们的就业现象引起的，随后，从农民就业的切入点关注到东莞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我们用了五六年时间，走访了东莞的很多乡镇和农村、村委会调查东莞农村城市化的问题。

　　东莞 “亚市民”情况不是东莞独有的，是每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存在的。东莞的“亚市民”现象出现的背景：首先是在东莞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然后，东莞快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制造业名城，并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

　　目前，东莞“亚市民”问题已经比较迫切了。东莞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农民早已离开土地，也不种地，实现了非农业化。但不少农民存在着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谋生手段、没有多少文化的问题，使得农民市民化比较急迫。

　　另外，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和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新型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相关的利益保障等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紧迫感。

　　东莞时报：在东莞亚市民现象调查中，你们调查的结果是东莞现在还有多少亚市民，比例占多少？是不是很严重？

　　肖锦全：新世纪后，东莞的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在施行大城管的情况下，“农转居”工程的实施，相当多数的管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