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女工把手机放在缝盘机上，一边做吓栏，一边听着流行歌曲。尽管她已经把音量开到最大，但音乐声很快就被轰隆的机器声湮没。

　　她们只存在于18年前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外来妹》中，她们只存在于千千万万星罗棋布的工厂里。如果不是三八节的来临，很少有人会记得她们。

　　但如果没有她们，东莞这个“世界工厂”又将如何运转？

　　她们从东莞攫取了微量的财富，付出的却是最好的青春年华。

　　我们跟打工诗人郑小琼一样，接不起珠三角每年4万根断指中的任何一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第99个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记录她们的生活片断，以此薄文，向其致敬。

　　“眼睛看不见了就回老家”

　　黄应菊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以前，即使是百米外的事物，她都一目了然。而现在，只要视线延伸到三十米外，她的眼前便会蒙上一层薄雾。

　　黄应菊今年42岁。1999年，迫于生计，她从湖南老家南下东莞打工，在针织厂一做就是10年。10年来，她每天都顶着白炽的灯光，视力每况愈下。

　　“等我眼睛看不到了，我就回老家。”黄应菊淡然一笑。

　　十年：从生手到车间大姐

　　3月初，乍暖还寒，窗外阴雨绵绵，行人稀疏。大朗一家毛织厂的四楼，却一派热闹。

　　热闹来自于织布机发出的轰鸣声和缝盘机传出的咔咔声。

　　上午7点半，黄应菊像其他32名女工一样，准时来到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她们的工作是坐在缝盘机前，把布片做成吓栏。

　　“大姐，我做的这个吓栏行吗？”半小时后，旁边一位刚进厂的小姑娘倾过身子，把吓栏拿到黄应菊面前问道。“大姐”，是这个车间32名女工对黄应菊的尊称，因为她年纪最大，且工作时间最长，是车间的熟手。

　　然而，熟手是来之不易的。10年前，迫于生计，一贫如洗的黄应菊和老公把刚满10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扔在家里，问别人借了1000块钱路费，从湖南溆浦南下东莞，进了寮步的一家毛织厂。

　　那时候的黄应菊，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手。第一个月扣除伙食费，才挣了190块钱。之后，她的工资由190块涨到了300、600块。5年后，当她从那家厂出来时，工资已达到1000块。

　　之后，在老乡的介绍下，她便和老公进了大朗的这家毛织厂，并且成了熟手，每月工资1800-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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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厂头两月全身浮肿

　　头上悬着一盏白炽灯，黄应菊坐在自己的那台缝盘机前，用右脚踩着踏板，双手熟练地将布片整齐地戳进缝盘机的盘齿中。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为了调节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位年轻女工把手机放在缝盘机上，一边做吓栏，一边听着流行歌曲。尽管她已经把音量开到最大，但音乐声很快就被轰隆的机器声湮没。

　　“腿好酸呐，站起来活动一下。”10点半，车间内一位小姑娘喊了一句，在因机器运转而有些震动的地板上伸了伸双脚。

　　黄应菊有些不以为意。她早已过了这种“不适应期”，却也有过惨痛的经历。刚到寮步毛织厂的第二个月，因为每天上班时间长达12-14个小时，总是坐着不动，血液不流通，加上水土不服，她全身开始浮肿，连鞋子都穿不进去。但为了多挣点钱，她打了7天的点滴，也带病上了7天班。

　　“愧对孩子要为其努力赚钱”

　　11点25分，离吃中饭的时间还有5分钟，黄应菊到其他女工座位上一一清理废弃的吓栏，其他女工早已迫不及待地关掉头顶的白炽灯，向车间楼上的食堂涌去。

　　清理完吓栏，黄应菊随着人流上楼。从木柜里拿出两个铁碗后，开始排队打饭。当天中午的菜是海带炒肉和萝卜丝炒肉。黄应菊打了满满两碗饭菜后，给老公打电话。但在外跑业务的老公说不回来吃饭了。

　　12点15分，黄应菊跟其他女工一起回到车间对面的宿舍午休。但她睡不着。20岁的大儿子前几天才从这家厂辞工，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找工。而15岁的小儿子还在湖南一家技校读书，每学期1800元学费，每月500元生活费，黄应菊都得准时寄。

　　在两个儿子需要母爱的时候，黄应菊离开了他们，外出谋生。尽管这是爱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但黄应菊总觉得愧对了他们。她打算继续在这家厂做工，挣点钱，供小儿子读完书，再给他们娶老婆。

　　“等我眼睛看不到了，我就回老家。”她说。

　　“我累了，要开始为自己而活”

　　杨丽是真的累了。

　　9年前，为了给弟弟妹妹挣学费，16岁的杨丽主动辍学，从四川绵阳农村来到广东打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9年过去后，弟弟妹妹先后毕业，杨丽也从青涩变得成熟。卸掉了家庭负担的她，决定摆脱早已厌倦的流水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创业。对于25岁的杨丽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

　　长时间劳作，累到想哭

　　16岁那年，杨丽初中毕业，妈妈已在外打工两年。为了让妈妈回家，并挣钱给弟弟妹妹读书，杨丽主动放弃学业，辍学南下。

　　2001年，她来到东莞，开始做长达7年的鞋厂工人。为了多挣点钱，除了吃饭的时间，她都会坐在车间干活。常常在下班后，整个车间就只剩下她孤单的身影。腿已经酸疼得麻木了，起身的时候，她时常会一个踉跄，迈不开步。杨丽说，“真的累到想哭。”

　　长时间的劳作，杨丽的身体逐渐吃不消。那几年，杨丽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一百多块，甚至几十块钱，其余的工资全部寄回家，给弟弟妹妹读书。而2005年-2006年，杨丽开始频繁地感冒，还患上了肾结石，那两年挣的钱大部分都送进了医院。

　　因小事被痛骂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的痛苦更让她难以承受。2003年的一天，检查组到杨丽打工的鞋厂检查。在做鞋的时候，杨丽不小心掉了一根织带，被检查的人看到了。车间的组长因此被扣分，还被罚了20块钱。检查的人刚走，组长便对她破口大骂。杨丽说，她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不掉下来。“简直就不想干了，一下午都没心思做工。”

　　杨丽说，在车间里，随时都可以听到组长咒骂女工的声音，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分贝又高，整个车间都在回荡。有时候，明明是组长自己弄错了，还非要说是女工的错。对于这种子虚乌有的漫骂，女工一般都不敢还嘴，“如果我们还嘴，就会被记过。”

　　梦想自己创业

　　去年，杨丽的妹妹和弟弟先后从学校毕业，并开始自力更生。杨丽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一直都不想打工，因为付出了那么多，得到的却这么少，动不动又要被骂，得不到一点尊重。”杨丽说，如今，她没有了家庭负担，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去年，在别人的介绍下，杨丽开始接触直销，做些兼职。

　　打工、回家结婚生子，几年后，再出来打工，这是绝大多数工友的生活轨迹。但杨丽拒绝这种生活模式。她初步打算下个月辞工，然后全职做直销，自己创业。“我要开始为自己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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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调查

　　一成女工进过黑厂

　　问卷调查显示，仅一成女工满意目前打工生活

　　仅有一成女工对目前的打工生活感到满意。调查对象为东莞大小工厂里的女工。本报此次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发放问卷50份，收回有效问卷50份。

　　根据本报调查，50%的女工每天工作时间为8-10个小时，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的女工占了28%，12小时以上的占了14%.在女工的打工生涯中，经常加班的占了42%，而几乎每天加班的女工占了8%.长期加班使女工们感到紧张、压力大，在受访女工中，46%的女工曾因加班时间长而导致月经不调或其他身体不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0%的女工曾经进过黑厂。

　　女工对打工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工资太低”，占了24%，其他原因包括“环境太差”、“食宿太差”、“压力大”、“很辛苦”、“没有发展空间”、“离家太远”等。

　　打工诗人郑小琼：

　　维权是件很光荣的事

　　值此三八节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曾多次为女工作诗的打工诗人郑小琼。

　　记者：据我们调查，很多女工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你觉得原因何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郑小琼：制度性贫穷与漠视导致女工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表面上看，外界会认为是外来女工收入低导致。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应该组织外来工成立维护自己权利的机构。

　　记者：你觉得外界对她们的关注够吗？

　　郑小琼：我看到外界关注都是停留了在她们的工资低、待遇差等表面的人道主义层面上。但为何会这样？如何才不会这样？这些根源性的关注显然不够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有外界加大关注这一切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记者：你最想对这些工厂女工说什么？

　　郑小琼：对于工厂女工来说，我们需要努力地提升自己，在现实条件下，改变自己个体的命运。其次，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维权意识。我个人见到很多女工，她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问她们为什么不去相关部门维权。大部分是不敢，为何不敢，有人认为不值得，有相当一部分女工认为这是一件很羞的事。我只是想说，依法维权不是一件羞事，相反，它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部门说法

　　妇女维权有了新“靠山”

　　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东莞站站长刘秀莲看来，女工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法律意识薄弱。

　　3月7日，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东莞站将挂牌，今后，东莞妇女维权将会走向规范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