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的改编绝非一次偶然事件，前有杨德昌筹备多年未果，姜文也曾被女导演胡安当作易先生的最佳人选。在这之后，则是更多张爱玲的作品等待着被搬上银幕。

    只是，导演们的理解各有不同，杨德昌从故事中看出的是忠诚和背叛，“似包涵在温柔中兴奋状态那样的张力”；胡安挑出了“冷艳”和“苍凉”；李安却是看成了张爱玲的爱情自传，“这个故事并不冷酷，反而有一种温暖很打动我。”

    影片在媒体场放映后，有女观众很气愤地说，这是对女性的污辱，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女子都不会做出王佳芝的选择，其原型郑苹如的家人也表示了愤怒。郑苹如是在购买大衣的时候刺杀未成，不仅不是个人的爱欲毁坏计划，而且据说还怀揣一把勃朗宁手枪准备单干一次。

    显然，那里仍然有一种悲壮、坚强的底色，张爱玲的小说却将其转到两个人的生死爱欲，李安对此很兴奋，“抗日并不全都是叫着口号慷慨激昂那种的，”“她是用离经叛道的眼光来看事情，对我来讲有一种震慑性，我逃不出这个故事。”而张爱玲也很怀疑当时“热血青年”“在炮火中洗礼”的逻辑，她看到的是他们被乱世裹挟的灵魂的苍白。这一点，许多人大概都会同意，只是，写入《色·戒》的、她和汉奸胡兰成的爱情却仍然是许多人无法迈过的一道心坎。确切地说，内地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张爱玲热”，对此都是回避的，或者采取一种高姿态的“宽容”。阿城、叶兆言那一批作家初读她的时候都感到一阵“惊艳”。但评价都只在艺术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爱上胡兰成不仅仅是性格的选择，她固然不在乎政治立场、但还不至于要拉一个汉奸来标新立异，而更多是命运的巧合，是她所说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这段爱情自然如同梦魇，她却几次化身小说中那些她讽刺过的糊涂女人，入戏太深。直到胡兰成出版了厚颜无耻的自传后，她才受刺激把修改了近三十年的《色·戒》拿出来发表，其后的心迹犹然可循：或许，能够接受王佳芝爱上易先生，也就能理解她之爱上胡兰成。在色欲表象背后，李安抱怨她对胡兰成的恨过多，但恐怕世人只嫌这种恨还不够。

    对于李安来说，《色·戒》能在政治上产生许多共鸣。“这关于占领和被占领，”他说，“在这里最危险的就是与占领者相爱，”“对我来说生活在张爱玲的世界中真的很难，”李安说，“我经常因此很不喜欢她。太哀伤，太具悲剧性。但是你知道她的生活中缺少爱：浪漫的爱情，家庭的爱。”他补充道，“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什么葬送了她的爱。”

    不管怎么说，郑苹如的故事经张爱玲“扭曲”、“自私“的改写后，就成了让人感喟不已的一场人生大戏，她沉溺其中数十年，李安接过来，则是演职人员的第二层入戏，陈文茜说梁朝伟拍《色·戒》期间整个人都因入戏太深以至终日陷于因手握生杀重权的面目萧杀之中，内心极度压抑不得不通过性爱来发泄，而精神完全处在崩溃边缘。剧场导演林奕华在香港见到拍戏期间的李安，也是“表情千变万化，时而像是被困没法从中醒来的梦魇，时而像是醒过来了却偏要找到回去的路。”第三层，或许该是要观众从各自的生活中揭开了。

    李安拍戏历来很认真，在搭景上花了很大精力和财力，他笑称是怕后人从电影中去认识1942年的中国，从某种程度上，他也的确想给世界看另外一个中国：“他不做，那个时代就过去了，那段记忆就过去了——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高度。”他的弟弟李岗说。

    这种高度自然是少不了张爱玲，她背后的时代风云，也少不了胡兰成那种才子加流氓的汉奸。他们固然在大是大非上十分不堪，但后来的世事变幻中，许多正统的人也没有比他们高尚到哪里去。喜欢《红楼梦》的张爱玲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一曲人性的悲歌：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